PG PG电子 APPPG PG电子 APP产业化发展缓慢。受地区规模养殖比重不高，集约化程度低等影响致使我区畜牧业发展生产发展速度缓慢、生产能力低、存栏量不高。同时受地区畜牧业发展程度的影响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存在滞后性，畜牧龙头企业少，缺少主导品牌，无带动畜牧经济的能力；农民合作化组织程度不高，整个市场系统不健全，本地无特色品牌，无市场竞争优势，无畜牧产业链，严重制约着生态畜牧产业的发展。畜牧基础设施薄弱。基层良种培育繁育体系设备、设施陈旧落后简陋，跟整个畜牧业发展程度发展不相配，动物检疫防疫体系和装备设施落后不完善、不能有效的对重大疾病进行预防与控制，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不健全，缺少必备的设备与体系。

　　做好组织领导，促进现代化高效生态畜牧业发展。领导的重视是保障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要建立确保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政府分管领导总负责，主管部门领导抓落实，切实把我市生态畜牧产业做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全面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实现市、县、乡领导包点包村制度和部门帮扶制度；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把建设现代生态畜牧业作为当地重要的战略性发展目标来抓，把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纳入当地畜牧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选育优良品种，适度规模养殖。根据当地的实际积极培育符合当地生产和饲养要求的地方优良品种。通过引进新品种或杂交品种提高当地畜牧生产的优良品种。在引起新品种时要通过当地的主管部门的审核与批准，同时畜禽品种质量必须符合当地、企业引种标准。为保障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必须保持畜禽养殖（小区）饲养适度规模的方针，一般生猪饲养场年出栏保持在500头、肉禽类饲养场1万只，蛋鸡存栏2000只、奶牛存栏100头即可。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继续深化兽医体系改革，完善市、县各级兽医行政管理、动物卫生执法、兽医技术支撑等三级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基层动物卫生队伍建设，全力搭建完善的动物卫生监督监管网络体系；为确保生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要逐渐健全和完善动物疫情预警、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处理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相关的工作机制；积极落实各级公共资金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支持，加大对动物防疫基础设备设施建设资金及应急物资储备的需求，为生态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多途径、多方式的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发展资金，不断对疾病防控、良种繁育、畜产品安全、科技教育等生态畜牧业的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提升生态畜牧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金融部门要在信贷方面增加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投资比重，使信贷服务于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相适应。对生态畜牧业的龙头企业和养殖户给予适当的资金倾斜，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畜牧业建设上来。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2]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中国草地学报，2010，(4):1-9.

　　[4] 于铁夫，卢德勋.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1，(5):1-11.

　　[6] 颜景辰，张俊飚，罗小锋，刘歆海.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7，(9):7-10.

　　环境与资源是我们人类生存以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1]。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又要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的开发、生产和浪费，以致于生态、环境变质恶化。发展和利用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同样，畜牧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必须依托和消耗大自然资源，既要求畜牧业高效发展又要求自然平衡和谐稳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就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寻求其平衡原则加以缓冲，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生态畜牧成为未来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天养，全年的放牧。辽阔的牧场、茂盛的草地是自然的资源，能直接利用固然很好，但是过分的依赖自然环境，将造成资源的供养率不平衡，草地退化严重。在贫困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为求低成本高效益的养殖经济，所以常将猪、牛、羊直接赶进山坡、草地或树林进行简单放养。甚至盲目的扩大规模，增加牲畜总数，超出了牧场特定区域内的承载力，加速了草地的劣变；使畜禽和饲料之间形成矛盾，不但降低了畜禽的生产性能，更使宽阔的草坡、山地荒废，严重影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网。

　　首先，生态畜牧业主要是以养殖畜禽为中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的无污染、高效的工程体系，将资源的开发同生态的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其次，在生态畜牧业的各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假如其中的某个环节受到了干扰，就会波及整个系统，从而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状态。

　　再次，在生态畜牧业系统中以其“食物链”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换、流动，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异化与同化作用正常的进行。

　　最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是生态畜牧业中比较完善的配套，通过这个配套，不仅能减少污物的出现，而且还能实现效益的增加以及环境净化的统一。论文参考网。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和“以示范服务促推广，加快舍饲转方式，龙头带动扩规模，精深加工增效益”的思路利用资源丰富的“土地、牲畜、草”，结合现代科学的技术，走“立草为业、草畜结合、龙头带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健康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饲草作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纽带和关键，在山区要结合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工作，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大人工种草力度。科学种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既满足牲畜需求又提高草场植被覆盖率；增加适合当地生存环境的母畜，引进高产、低耗、节粮的畜种，标准化生产，提高质量，保障品质，发展健康畜牧业。

　　首先，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式的转变。论文参考网。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要把粗放、单一、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向规模养殖、舍饲养殖转变，大力推广牲畜舍饲圈养技术，走种草养畜、草畜结合的发展之路。其次，按照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创新机制、科学管理原则，采取政府推动、部门规划指导、群众自愿合作建设、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人畜分离、集约化养殖、若干农户合作建设、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措施一致、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走市场牵小区，小区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再次，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实行一村一品，专营专销，杜绝蜂拥而上，增产不增收，货贱伤农，走特色养殖之路。2008年以来都安县实施山羊圈养示范项目结合溶岩山区石漠化治理项目，建立山羊圈养示范户120户，累计圈养山羊6820只，三年累计出栏肉山羊6500只。年产值325万元，纯利润156万元，户均养殖新增收入1.96万元，新增纯利润1.3万元。项目的实施，更是促进了该县养羊业的发展，2009年全县山羊饲养量44.36万只，出栏21.21万只，比2006年分别增长25.7%和39.5%。全县养羊业产值22180万元，纯利润1064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0元。圈养舍饲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该县推广山羊圈养舍饲、品种改良、种草养羊及农作物青贮、氨化喂养技术，同时开展标准化羊舍建设，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分开，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农户配套种植牧草养羊和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羊，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草山的超载压力，有利于草山植被的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推行5种养殖模式：生物垫―堆肥―零排放；生化工程―粪便处理―达标模式；沼气（厌氧）―氧化塘（好氧）―养鱼，沼气（厌氧）―果菜林场浇肥等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循环处理模式；生态有机肥深加工处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农村养殖污染的难题，还给养殖户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利双赢。另外在回收利用废弃秸秆方面，大力发展秸秆生物性的饲料，将其加工之后转换成家畜的饲料，不仅能改变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状态，而且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绿色饲料”的推广，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坚持以科学为主，始终把畜牧科技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服务畜牧业，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水平。首先加强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偏远的天峨县有些养殖户大胆从外地取经，引进发酵床养猪技术。现代推广养猪使用的发酵床，通常有较好的吸附性、通透性的材料，如木屑、米糠、草炭等；同时还要选择一些辅助原料，为确保垫料在制作的过程生物发酵的效果和进程，常用的有水、尿素、麦麸、磷酸氢钙等。该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环保的作用，而且还能提高猪的肉的品质，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和提升经济效益。其次，要在贫困山区大量的吸纳专业的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山区开展畜牧业技术培训，改变当地人民落后的思想，从而使传统体力型的畜牧业逐渐向技术性的畜牧业转变。

　　[1]丁枫华，吴向东，赵鹂.试论我国生态农业及其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业资源区划，2003,24（2）：17-20.

　　蒙古高原的范围包括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千百年来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经过世代的经验积累，在适应于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成功地选育出了一系列适应于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优良畜种，不仅支持了蒙古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精心地维护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真正做到人地关系的和谐。这些优良畜种已经成了蒙古族优秀文化的构成部分，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系统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仅仅凭借这样的优良畜种，不能与现代集约畜牧业有效兼容，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使下，科学工作者从引进外来畜种到人工杂交改良畜种，展开了大量的畜种改良工作，在实践中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却牺牲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反思这一喜忧参半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单凭经济效益这样的单项指标去引导科学研究的取向，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偏颇和失误。为了确保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利用，事实证明，畜牧业研究的取向必须兼顾整体生态安全，兼顾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和创新。如果再不调整度量科研成效的评估指标，看似成功的研究成果，终不免会转化为生态安全的杀手。本文仅以调查所及为例，以便揭示蒙古高原畜种改良的利弊得失，总结其间的沉痛教训，以服务于蒙古高原的当代生态建设。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经济和技术层面着眼，当地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其间的匹配关系理当维护其互补性，才能支持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兼顾当地的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然而，其间也必然存在着生物属性上的冲突与矛盾，如果放大这样的冲突与矛盾，在不同类型的畜种间出现互斥或者人为淘汰某一类型的畜种，那么即令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无意诱发的生态灾变和民族文化失落，终将会抵消已取得的经济成效，造成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失衡。这应当是蒙古高原生态建设中的沉痛教训。

　　地方畜种是在特定民族生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而最终定型的家畜品种，这样的家畜品种具有良好的自然背景适应性和生态环境适应性能，而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畜种仅适用于传统的畜牧作业，而不能满足现代化集约畜牧业的需求，将他们作为现代集约畜牧业的饲养畜种，所能获得生产效益必然很低，产品在规格上难以达标，市场价格也必然偏低。

　　引进外来畜种或者通过人工杂交改良当地畜种却能弥补地方性畜种的不足，提高集约畜牧业的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然而，饲养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都需要相应的技术装备，还需要一系专门的技术和技能，这一切都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然而，引进技术、装备、饲养管理程序，还不仅是经济投入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当地畜牧业劳动技能和管理的变革问题，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颠覆问题。

　　因此，能否处理好地方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之间的匹配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的职责，还取决于当地牧民的认同、合作和积极参与的程度。实践证明，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效率或技术标准（过度依赖国外品种或杂交优势）去指导和实践畜种改良工作，还必须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畜种的生态适应优势和当地牧民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两大功能。

　　内蒙古畜种改良推广工作尽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在保护当地优良畜种方面，却出现了不应有的疏忽，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优良畜种濒临灭绝，危及到当地的生态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对此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畜种改良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如果把畜种改良作为当地地方政府的政绩去加以考量，或者作为科研部门的考核指标，那么说可能在无意中偏离了良好的初衷，危机到蒙古草原的生态安全和人与自然和谐。

　　蒙古国著名学者莫-特木尔扎布在《蒙古游牧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草原“五畜”的生活习性、繁殖能力、生产潜力及其受当地生态环境① ①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太阳辐射、温度、雨雪等。作用的规律（乌兰巴托，1999年）。书中强调太阳辐射对草原“五畜”生物进化的协迫力极强，在一年中，蒙古高原的太阳照射时数长达2 6003 300小时，比同纬度的中亚地区长100300小时，致使蒙古畜种的防寒防热的适应能力都必须很高，大多数蒙古畜种的毛色以黑色为主，从而可充分的吸收阳光，确保冬春季节能有效调节体温，抗击严寒。如蒙古绵羊的头部、眼眶、腿部多呈现黑色或棕色，这样的生物属性具有防止太阳辐射的作用，也是调节体温的生物属性之一。

　　据研究，环境温度处在1621℃之间时，乃是草原牲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在这一温度区间内，对蒙古绵羊和山羊的抓膘效果最好，日均增重最快。然而，在蒙古高原上适合“五畜”繁殖生长的环境温度区间极为短促。比如，蒙古国北部山区的寒冷期长达200多天，气温低于-25℃的日数长达100天左右；蒙古国的南方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寒冷期也长达189192天。因此，蒙古牲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得在严寒的环境中度过。为适应这里的环境，尽量减少牲畜体热的流失，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牧民选种的交互作用下，蒙古 “五畜”具备了诸多御寒防冻的生理禀赋：（1）冬季来临时，蒙古五畜的皮毛层会快速长厚，长全绒毛、长密体毛；（2）“五畜”在秋季都会快速抓膘，在体内储存大量的脂肪，以备越冬，“五畜”的脂肪乃是它们体内的热能储备，如蒙古双峰驼的驼峰，绵羊的大尾巴，山羊和牛的腰脂层，马的肩胛、囊膪层都是如此；（3）蒙古五畜的绒毛中包括大量的空心毛，能周围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确保在恶劣气候下的生命延续；（4）蒙古五畜与温暖地带的牲畜相比（与阿拉伯地区的牲畜相比）身材稍小而灵动，胴体粗壮，耳、腿、脖颈、尾部短小，绒毛浓密。这样的体型都有利于抵御严寒，减少体热的散失，都是适应严寒生态环境的生理调节机制。

　　对蒙古草原“五畜”而言，“五畜”自身所需的水其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蒙古高原的气候特点尤以干旱而著称，年平均降水量在100400mm之间，降水分布又因时因地而异，年降雨总量的86%96%集中在410月份降落，其中78月份的降雨量通常占全年总雨量的66%78%。在这样的水资源自然布局下，一年四季都得为牲畜供水而操劳。除此之外，严冬季土壤表面的水资源还会结冰。不过，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有较长时段的地表积雪。蒙古“五畜”在冬季通常要靠积雪提供其饮水。薄而柔软的积雪对草原“五畜”的放牧有诸多好处。积雪的传热性能低，对地表具有一定的保暖效能，可防止土壤表层冻结。蓬松柔软的积雪会对“五畜”的奔跑觅食起到软垫作用，有助于防范牲畜四肢冻伤。积雪覆盖下的牧草不容易被狂风卷走，能够保留在草场上，成为牲畜春季的主要食物。但如果积雪太厚则无法放牧，会导致牲畜严冬季节食物的短缺，这就是造成了蒙古草原上的“白灾”。蒙古高原积雪覆盖期，北部山区为120150天，东部地区为70120天，戈壁地区为3060天。积雪的年平均厚度为320cm，最厚可达4050厘米。积雪厚度超过2530厘米时，草场就无牧放山羊、绵羊等小牲畜。蒙古“五畜”的特点之一是会用蹄子刨雪，啃食积雪下的牧草。据观察，这种的觅食能力在蒙古国降雪量较多的北部地区（如阿尔泰、杭爱山脉）的牲畜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蒙古高原的气候多风，强风对“五畜”的正常生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会对畜牧业造成诸多损害。强风吹起的雪粒与尘土会导致误入河沟地带的牲畜摔死或者被积雪闷死，被沙土压死。冬春季的强风，其风力可达1416m/s，从而导致牲畜无法觅食。强风会吹开牲畜的绒毛层，使他们无法抵御寒冷。因此，在面临暴风雪时，暖棚、舍圈等在安全越冬方面意义重大。牧民在暴风雪降临时，必须将牲畜牧放在背风处的棚圈周围，暴风雪袭时必须将牲畜驱入棚圈，以防牲畜随风走失。在地势低平地带，遭遇暴风雪，常常使牲畜走失或被雪、土压死，出现严重时连牧民也会丧命。

　　总之，蒙古高原上的本地优秀畜种无不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能力，对严酷的自然风险都具有较强的生物防范禀赋。

　　草原生态环境的严酷是蒙古高原“五畜”必须加以适应的自然本底条件，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五畜”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以及蒙古族牧民的精心育种后，一批优良的当地“五畜”品种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蒙古高原的胜利者。刘书润在《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一文中谈到：蒙古牛、蒙古马、蒙古羊，还有本地的骆驼，最适合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最适合游牧作业，是经过牧民多年选育成的优势畜种。它们是牧民生产、生活、战斗、交通的必需品，是移动的商品、行走的银行。它们是寄托着牧民的文化和情感的朋友，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成员。所以只有适合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的草原“五畜”，才能受到牧民的欢迎。畜种改良和引种，不能拉游牧的后腿，不能以利于定居和舍饲为借口，不顾长远的生态效益而实施盲目引种和畜种改良。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抛弃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的本地优良畜种和丢弃蒙古族传统文化都是研究思路上的短见和偏颇，终将成为可悲的教训。刘钟龄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文中谈到：“在游牧生活中，锻炼了家畜的生态耐性，适应于寒冷气候和粗放的牧养管理方式。在草原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中选择了耐性很强的地方家畜品种，形成了在严酷粗放条件下家畜的最佳生产力。”可见，蒙古“五畜”对严酷自然条件的耐受潜能理应是当地生态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抛弃这样的财富不仅会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给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严重的创伤。

　　蒙古高原的先祖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交互作用培养出了一系列优良的畜种，如蒙古马、蒙古牛、蒙古双峰驼、蒙古绵羊、蒙古山羊等。蒙古马抓膘快，掉膘慢，即使遇到“白灾”，也会刨雪采食，安全过冬。蒙古马对毒草有很高的鉴别力，很少误食毒草而中毒，抗病力强。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372431页，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论》第16页。草原上的蒙古牛能够做到终年放牧，无需棚圈也能越冬，无需添加饲料亦能确保来年的顺利繁殖。蒙古牛的主要特性可概括为：耐粗饲、宜放养、抓膘快，而且对气温的大幅度波动也具有很强的耐受潜力，如蒙古牛可以忍受-50℃到35℃之间的剧烈温差变化，加之蒙古牛的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出肉潜力大，这些生物性优势，其他牛都无法与之媲美。蒙古牛成为蒙古高原上的当家畜种绝非偶然。② ②《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155页。蒙古双峰驼具有耐饥、耐渴、耐风沙、能负重（驮载400500斤，日行3040公里），善于行走戈壁和沙漠（骑乘一人，日行7080公里）。骆驼4岁性成熟，每两年分娩一次，寿命长达3040岁。据测定，蒙古双峰驼的最大拉力可达428斤。骆驼记忆力惊人，成年驼可从数百公里以外独自返回出生地。骆驼连续绝食断饮10天，仍可使役，30天绝食断饮后仍可恢复健康，为生命安全期。双峰驼耐渴极限为在给食断饮的条件下，最长可持续忍受7285天的考验。双峰驼的耐饥极限也十分惊人，在断食给水的条件下，最长可以持续经受长达89131天的考验，还能延续其生命。③ ③《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483598页。蒙古绵羊适应较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粗放饲养条件，是一种投入极少，产出较高的绵羊品种。蒙古绵羊放牧时，行走快，游动采食力强，抓膘快。若骑马放牧绵羊每日游动觅食3040华里。积雪封山后，蒙古绵羊还能扒雪吃草，延续其生命。因而，绵羊能全年在露天草场卧盘牧放，在冬季大风雪时，只需在西北方向设置简易风障即可过夜。蒙古绵羊还具有耐渴的特点，秋季抓膘时，可采取走“敖特尔”野营放牧，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需饮水，只要能采食野葱、野韭、瓦松和黄芪等牧草，就可达到解渴和增膘的双重效果。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69159页。蒙古山羊的适应性与抗病力都很强，能够充分利用荒漠、半荒漠草原和山地牧场，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其别以产出优质羊绒获利最为丰厚。目前，人们也在试验借助圈养的方法生产山羊绒，但绒纤维变粗变硬，无法供做优质纺织品的原料使用，其质量达不到预期目标。可见，优质蒙古山羊绒的生产，不仅取决于畜种，还得借助特殊的生产方式。蒙古山羊绒毛品质与世界其他地区山羊绒品质相比较，在绒毛的细度，柔软度、丝光强度、伸缩度、净毛率等多项品质指标上都名列前茅。 我国若想稳居山羊绒生产的前列，蒙古山羊和蒙古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蒙古草原“五畜”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高效适应潜力是一项财富，抛弃此项财富去引导畜种改良和畜种引进，都会在无意中迷失正确的科研取向，引发意想不到的生态灾变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

　　如何综合评价畜种改良工作的成绩，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例如，缺乏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评估其生态维护的成效，缺乏立足于较大样本对生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做出科学的判断，正是此前的评估体系不容忽视的疏漏，以至于凭借此前的评估体系，必然会导致畜种改良政策中科学依据不充分，造成对物种改良科研的误导，最终使得内蒙古畜种改良技术、经济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在不经意中，被表象所蒙蔽，使此前所做的相关工作误入歧途，不仅经济效益缺乏可持续性，同时还损害了草原生态的安全，抑制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传承。

　　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具有计划性和强制性。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就不能简单地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应当更多地采取引导和协商的方法，要关注牧民生产技术的客观限制条件和接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我们在牧区调查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及一些乡镇企业所极力推行的本地黄牛改良工作对当地畜牧业构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经调查，牧民对于新畜种（西门达尔牛）普遍表示怀疑，甚至有人公开反对与此相关的畜种改良政策。

　　这里仅以东乌珠穆沁旗巴彦霍布尔嘎查几户牧户为例。被调查者抱怨道，工作人员强行将其乌珠穆沁本地公牛掉，强行用外来的西门塔尔牛实施人工配种。而结果表明，当年70%的母牛均未受孕产子，为当地牧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牧民们认为，本地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是经历过千百年的自然汰选而定型的优良畜种，它已经适应于本地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利用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能够获得可持续的高产和稳产，实施畜种改良完全没有必要。诚然按单个黄牛计量，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其肉产量不如引进的西门塔尔种牛，但无论是从适应性能上看，还是从饲养的耗费说，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蒙古高原的草原畜养牛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其特殊地位，正是是因为牧放这样的黄牛，其投入少、产出比大、效益高，而且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有机产品。这样的优势完全符合21世纪的食品安全需求，本身就具有长远的养育优势。相反的，即令将西门塔尔种牛配种成功，但是这样的杂种后代，其投入高、单个牛只的产出率虽然高，但总产量却无法保证，即令是实施了集约畜牧业经营，但因可资利用的草场面积要受到严重的限制，其经营效果反而无竞争优势可言。从实地调查出发，牧民们的观点显然不容忽视。

　　令人遗憾的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草原畜牧业的潜在优势不仅被忽视和闲置，而在 “游牧落后论”的偏见的挤压下，传统的游牧作业日趋萎缩，草原畜牧业的竞争优势被强制闲置起来。可见对适应于游牧作业的优良畜种，实施大范围的强行配种改良，显然是一个失误。仅仅出于圈养式畜牧作业的需要就不加节制强行实施配种改良，无疑将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为他违背了不同畜种的优势乃是适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具体表现。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多元并存，本身也需要多畜种并存，在适宜圈养的地区，有计划地实施配种改良，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决策，但如果把这样的决策推广到不适合圈养的其他地带，肯定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偏颇。这样的政策失误若不得到有效地控制，受损的就不仅是经济效益，草原生态的安全也将会成为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额仁高毕嘎查有一户牧民经历了10年的努力，成功地养育了饲养了杂种红昂格斯牛，畜群已经发展到近300头，年均收入已经超过了数10万元。

　　事实证明牧民并不是反对畜种改良，更不是没有能力掌握圈养式的牧养作业技术，而是他们比我们某些决策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看得更远。他们处于对蒙古族本土生态知识、技术技能的领悟，深知蒙古草原的结构极为复杂，既有适宜全游牧的草原，也有适宜半游牧的草地，当然也有一些草场稍做人工加工后，也可从事圈养式牧养。畜种改良工作应当以合适为度，以因地制宜为宜，才能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也才有利于建构现代化的蒙古高原畜牧业。是否有勇气倾听牧民的意见，乃是成功的关键。

　　综合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有关部门值得深思如下一个基本原则，推广任何形式的新畜种时，都需注意到务求能适应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要为这样的适应过程安排一个不短的适应期，还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效益是否有保障。否则，将外地所认定的优良畜种生搬硬套到东乌珠穆沁旗，强制当地牧民接受，其后果势必酿成多重损失。

　　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几十年来盲目地大量引进外来畜种，致使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所剩无几。从保护生物基因库多样性的角度看，目前已经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物种损失。经千百年之自然选育的本地畜种与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产品需求多样性形成了高度契合，其本身就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开发前景。本地优良畜种都有不可低估的当今或未来的生产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包括种质基因库）、新产品开发价值以及相应的文化艺术价值。保护地方品种基因库多样性是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早已加入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及其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公约。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地方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建立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保护基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人类造福。

　　本文所用调查资料的对象，虽然仅及乌珠穆沁黄牛，但围绕当地实施的畜种改良工作，却不难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畜种改良科研取向，存在着严重的成效评估缺陷，沿袭这样的评估指标，会在无意中将科研工作引入歧途。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维护和生态食品已构成了发展取向不可逾越的标识。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成了国际公认的发展指标之一，引导科研的评估指标体系，难道不应当与时俱进吗？为此，及时地刷新畜种改良的评估指标体系自然成了时下的当务之急。而新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了要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外，生态效益、文化传承效益、产业的可持续潜力、 一误再误了。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的畜牧业[1]。“据有关史料，早在秦汉以前的若干个世纪里，先后有多个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内蒙古广袤草原上从事游牧业……。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模式就已经锤炼成型。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暂且不论当时草原的具体所有制形式，就畜群品种、季节性草场选择、放牧方式、游牧距离、冬季饲草储备、棚圈和饮水设施建设、防灾措施以及有牧民的生活方式等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框架而言，都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式，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点。”[2～4]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这种“相对固定”的“基本框架”开始瓦解，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二十年期间，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规模不断膨胀，家畜头数快速增长，追求数量成了各级政府及牧民指导畜牧业工作和生产的标尺。以典型草原畜牧业生产区—锡林郭勒盟为例，1984年牧业年度全盟家畜头数为839.07万头（只），日历年度为667.06万头（只），而到了1999年全盟牧业年度家畜头数增加至1 923.44万头（只），日历年度为1 187.61万头（只），一度涌现出很多养畜规模超过2 000头（只）的牧业大户。

　　1999—200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近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使曾经一度“以头数论英雄”的草原畜牧业逐步转入“压缩头数增质增效”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到“十一五”末草原区域牲畜饲养规模几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草原畜牧业原有的草牧场、牲畜、牧民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早被打乱，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单纯的“减畜”已不能突破其发展的困境。

　　谈及草原畜牧业，人们或与完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或与完全“靠天吃饭”的散放畜牧业联想，但今日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早已不能游动放牧，也不是完全“靠天吃饭”了。如上文所述，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实施基本宣告游牧畜牧业的结束，而近三十年的建设养畜也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防灾避灾能力逐步增强；经营草原畜牧业的普通牧民已享有农村人或城镇人拥有的现代化通讯、交通设备及服务、日常消费品以及现念。

　　然而，人们所向往的“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地见牛羊”的魅力草原也早已千疮百孔。对草原地区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草牧场的大面积严重退化，以及稀缺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国内外学者对草牧场退化原因各执一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就草牧场退化产生的影响而言，草原畜牧业和牧民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产草量下降、牧草品种减少、地表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牧民只能通过系统外资源的输入维持畜牧业生产，其结果是养畜成本的成倍增加。其中，不得不承认就局部地区而言，资源约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总量不足，而是因为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所致。就内蒙古草原资源而言，短缺和不均衡是其固有特点，而游牧经济长期的分工协作机制决定牧民掌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技术也不均匀，因此看似均等化的资源配置只能导致资源利用本身的不合理性，进而强化资源短缺程度。

　　与牧草资源和水资源同样稀缺的是草原畜牧业劳动力资源。经营草原畜牧业需要知识、技术和能力，其中既包括传统知识，也包括现代技术，既包括放牧技术、管理技术，也包括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然而，现代草原畜牧业经营当中，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新技术的衔接出现“代沟”，掌握这些知识、技术，具备那些能力者却越来越少。结果，通过牧民的管理技术和判断能力实现草—畜、人—畜、人—草平衡时常常出现偏差。而草原畜牧业现有发展态势决定该行业从业者人群处在逐渐收缩状态，使草原畜牧业劳动力面临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必然危及到草原畜牧业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除了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者，它所经营的畜群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长期适应过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选育了“草原五畜”，并培育出很多优良地方品种及改良品种。这些家畜品种适应性强、耐粗放管理、易于饲养、体质健壮、抗灾抗病能力强，又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改良工作一度进入停止和无人管理状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种项目的实施，内蒙古牧区大量引入外来品种，试图“调整牲畜结构、提质增效”。于是，外来品种与地方优良品种的较量成为焦点，从生产适应性、物种和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地方品种更占优势，但从社会资源拥有角度看外来品种则更胜一筹。

　　草原畜牧业原本是以草原生态、牲畜、牧民为基本要素的复合系统，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然而，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如今草、畜、人三者原有的生产性能和特点不同程度的丧失，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基本瓦解。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事物本身特别脆弱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作为“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天”，即草原生态环境本身。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已成事实，深究其原因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类不合理行为的影响，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前者的诱因。就导致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的责任主体而言，并不全是生活在草原区域的人们，更不是草原畜牧业本身和牧民个体，而是更广泛区域、更多产业和群体的不合理行为。但草原畜牧业和牧民却是最直接的风险承担者，草牧场退化、自然灾害多发、高温、冰雹、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动植物资源匮乏、水资源枯竭……。

　　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增强系统本身的适应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做出了积极探索。至于其生态效果如何，暂且不易评价，但就其对草原畜牧业产生的影响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多数生态项目重点放在压缩放牧畜群规模，防控牲畜采食和踩踏，直至迁出牧民，其中草原畜牧业牲畜品种和畜群结构、经营管理及放牧方式、牧民生活方式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地区草原畜牧业放牧空间将会进一步缩小，甚至有些地区的畜牧业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畜牧业。而随着内蒙古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郊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草原畜牧业在规模、产能方面只占全区畜牧业的1/4～1/3，甚至更低，然而它却占据着全区近60%的国土。显然，在中国现行GDP评价体系尚未改变的情况下，草原畜牧业在全区畜牧业，乃至总体经济布局中的重要性将日渐降低。

　　另外，畜产品市场环境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中不乏有草原畜牧业自身的问题。由于草原畜牧业自身的品牌树立、推广和保护工作滞后，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某种畜产品是否真正产自草原畜牧业，结果往往会出现“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现象，甚至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之事。当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不断被认可的今天，如果草原畜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大宗畜产品之间没有明显的价格差异，其效益必然相对低下，草原畜牧业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养畜、少养精养”的途径实现草原生态与草原畜牧业的双赢目标。

　　无可非议，作为时代产物草畜双承包制度在改革当初极大地带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全国畜牧业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然而，作为农村革制度的延伸，草畜双承包制度却忽视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两大特殊性，即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气候（包括灾害）、降水量、草牧场、地表水等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以及劳动者所掌握的畜牧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放牧技术在个体之间的不均衡）和生产的互助协作性（以浩特、艾里作为自组织的互助体系）。于是，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庇护下，草原资源利益相关者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在所难免，甚至超越资源阈值，反而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当人们意识到草畜双承包制度下单户经营模式的弊端时，制度本身已逐渐暴露出它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

　　1.建立家庭牧场，允许一部分牧民“做强做大”。在广大草原牧区，会经营畜牧业、善于管理草原、能抓住市场机会的牧民不在少数，他们是牧民中的精英，是组织与合作的实践者。这部分人通过租赁草牧场、购买牲畜、雇佣劳动力、联系市场等途径使资源相对集中，已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畜牧业经营能手、牧业大户。显然，草场承包制度改革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以及生态移民、政策性禁牧等政策环境正在促使着这种模式的快速成型，有条件、有能力的牧民可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进而建立家庭牧场，成为自成规模的畜牧业生产组织。

　　2.从家族内部至浩特，加强经验管理，实现联户经营。越分越退化的草牧场、越来越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交易中的失利逐渐唤醒牧民，单户经营、分散决策不能发挥草原畜牧业的优势。联户经营可以通过畜牧业生产的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决策，分工协作，分户结算，可有效降低上述风险，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益。在传统草原畜牧业中，以浩特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是联户经营模式中最典型、最成功模式之一。当然，时至今日牧民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父子联户、兄弟联户、邻里联户、亲朋联户，甚至浩特内部的、嘎查集体的联户等多种联户模式，不必受制某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之限。

　　3.传承互助协作传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建立专业合作组织。草原畜牧业，无论是传统畜牧业的“浩特—艾里”组织中，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草畜双承包时期，从不缺乏合作精神和实践。“合作化、集体化适合牧区特点。牧区合作化……总体上十分符合牧区牧民互相帮忙的文化传统和相互协作的客观需求。纵观合作化以来的牧区发展历史，合作化集体化给牧区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聚集，牧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集体经济的逐步巩固和壮大，牧民生活普遍的有所改善。它的不足主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行政领导对集体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以及集体经济自身管理不善，特别是财务管理一直比较混乱”。而今日，应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开辟草原畜牧业的合作化道路。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即使是系统内部因子的改良也不例外。建立分工协作、互惠互利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生产体系，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障碍。如建立家庭牧场过程中的草牧场流转问题，虽说它是解决现有制度条件下草牧场合理分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租赁户与出租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大，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使流转草场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引发诸多不利于草牧场保护和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事件；在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有些合作组织是为争取项目，或为完成任务，甚至有些合作组织是跟风而上，而后来因各种利益冲突却不欢而散，扭曲了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的初衷；而有的专业合作组织入社牧民的积极性较高，对合作组织的希望值也相对高，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影响，或自身条件限制，合作组织工作进度缓慢，甚至无所作为，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牧民建立和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在心理上，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三十年之后，牧民已经习惯于单户经营、个体生产，无论在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生产，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个体利益，却逐步丧失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对组织的信任和对周围的关注。

　　首先，作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牵涉到产业本身发展及从事该产业的广大牧民增收致富的问题，也关系到草原牧区生态安全及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保护问题。因此，发展草原畜牧业必须遵循保护草原生态与发展草原畜牧业并重的原则。我们不能以保护草原生态的名义制约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名义破坏草原生态，而是通过草牧场与畜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维持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回顾几千年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史，可以确定生态—生产—文化多赢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1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草原或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草原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草原承包使用者，乃至全社会公民、组织和政府部门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实践中应依法行使，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然而现实中，往往本末倒置，不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不追究破坏草原行为的违法性，却讨论如何使其危害降低至最小的问题。

　　此外，建立组织与合作机制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必须遵循政策支持下的有序推进和牧民自愿下的循序渐进原则，要以提高牧民的认知程度为前提。同时要发展因地制宜的多种合作与组织模式，进行大胆的试点和示范，允许试点的失败；注重政策的持续性，避免出现试点阶段和推广阶段的扶持政策不一致，或扶持力度急剧下降等现象。

　　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解读、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工作，并建立问责制度。由于信息、语言等多重影响，牧民缺乏对现行政策的了解，甚至有些牧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关系到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还是牧民生活，任何政策措施必须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实施政策、管理政策与出台政策同样重要。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政策实施效果和设计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分清哪些是政策设计自身缺陷引起的，哪些是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哪些是政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同时，要建立问责制度，如果政策效果不佳，或失败，有必要追究相关方责任，包括政策制定者、实施方和接收方（牧民）。

　　[1] 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40.

　　[2] 额尔敦布和，等.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3] 敖仁其，额尔敦乌日图.牧区制度与政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4] 文明.现阶段草原畜牧业发展面临问题的调查报告[J].北方经济，2011，（4）.

　　近年来，我县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保护生态为前提，以建设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大县为目标，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积极引导农民走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全县畜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年全县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257.1万头（只），同比增长46.4%，增量达81.5万头（只），牲畜总量跃居××市第一位。

　　我县紧紧围绕“做生态文章，建畜牧强县”的发展思路，把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来抓，努力实现“四个根本性转变”，即，在思想观念上，由重畜轻草向建设养畜转变；在经营饲养方式上，实现由自然放牧的粗放经营向舍饲半舍饲集约化经营转变，从根本上改变牲畜完全依赖天然草场的传统习惯；在增长方式上，实现由单一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市场开拓上，实现由局部小市场面向国内大市场转变，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一）抓好宣传发动，全面提高对发展生态畜牧业认识。针对“入世”后农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县委、政府在指导思想上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地稳定发展畜牧业；二是坚定不移地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把发展畜牧业同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发展生态畜牧业之路，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生产。为切实提高人们对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认识，我县先后多次组织产业结构调整宣讲团，深入各村屯大力宣传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重大现实意义。县电视台、××通讯等新闻媒体还开设了专栏、专刊，集中宣传，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县委、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2001－200*年畜牧业发展责任状，把加强生态建设，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乡镇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每年召开2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畜牧业发展问题。通过舆论宣传，政策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农民群众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积极性普遍提高。

　　（二）加强生态建设，强力推进可持续发展。为了妥善处理发展畜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县委、县政府响亮提出“生态就是生命”的口号。200*年，编制完成了《××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纲要》。200*年，完成了全县15个乡镇生态建设详规，出台了《××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重点实施了农业生态治理、退耕还林、荒山绿化等十四大生态建设工程。200*年以来，包括投工投劳累计投入1.87亿元，完成退耕还林还草、灭荒造林62.6万亩，禁牧20.2万亩，休牧60万亩，建人工草场22万亩。严厉查处破坏草场的乱开荒行为。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改善，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

　　（三）明确方向，大力推行舍饲养畜。为有效解决草畜、林畜日益突出的矛盾，实现生态建设与畜牧业发展的双赢，我县重点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草业工程。坚持“立草为业，草业先行，以草定畜”的思想，以保护天然草地和发展人工草地为主要措施，加大草原保护和改良力度，积极鼓励养畜户扩大饲草料种植和玉米播种面积。从200*年起，对利用承包田种植人工牧草和青贮玉米的，减半征收农业税。近年来，县财政采购优质饲草、饲料种子投入达100多万元，多年生人工牧草和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今年全县种植饲草料35万亩，其中，粮饲兼用玉米种植17万亩。目前，50万亩、投资800多万元的退牧还草工程已顺利通过自治区验收。二是舍饲工程。组织各乡镇干部和养畜大户赴突泉县、富裕县等地对舍饲养畜进行了考察，200*、200*年先后两次专门召开了秸秆转化、舍饲圈养现场会，对完全舍饲养畜的，免征3年牧业税，充分调动农民舍饲养畜积极性，许多养畜户纷纷建起了标准化的舍饲圈舍。同时积极推广“四化两贮”技术，全县秸秆转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暖棚3200多个、18.8万平方米，建青贮窖2000多个、19.3万立方米。通过对比，算经济帐，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舍饲养畜经济效益不但高于散放天养，而且还有明显的生态效益，老百姓对加强生态建设与发展畜牧业二者间的关系认识越来越高，紧紧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这一政策机遇，种树种草，林草间作，既保护生态环境，又促进畜牧业发展，形成了发展畜牧业和生态建设与保护互动的良好局面。三是改良工程。传统养殖只重量而忽视质，因此效益不高。鉴于此，我县坚持以提质提效为目标，大力实施良种工程。近3年来，先后举办牛冷配、羊人工授精及动物卫检法律、条例培训班28次，在全县15个乡镇设立牛冷配站点72个、羊人工授精站点78个，引进了加系荷斯坦、西门塔尔、利木赞等优良种畜冻精细管，完成牛冷配8000余头，奶牛基本上实行冷配，改良率达到90％以上。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和鼓励养殖户引进、繁育、推广乳肉、肉毛兼用优良畜种，提高牲畜良种化水平，促进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为提高养畜户经济效益、创立品牌奠定了基础。

　　（四）创新机制，加大资金、政策和技术扶持力度。资金、政策和技术是影响发展畜牧业的关键因素。为此，县委、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采取银行贷一块、招商引一块、养畜户自筹一块、财政补一块、项目投一块的办法，多渠道筹措资金，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自200*年以来，全县共投入畜牧业发展资金5.8亿元，其中，县委、县政府协调金融部门共发放畜牧业专项贷款1.6亿元，招商引资投入1.12亿元，群众自筹2.58亿元，争取项目3000万元，县财政补贴2000多万元。为推动畜牧业超常规发展，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决定》、《2002—200*年牲畜舍饲圈养实施意见》等17个配套文件，在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草原资源补偿费等方面给予优惠。从200*年起，对利用承包田种植多年生牧草和青贮玉米的地块减免农业税；对新购进的秸秆揉碎机每台补助300元；对畜牧业发展排在前3名的乡镇予以重奖；对200*—200*年养畜专业村人均达到1头奶牛或2头肉牛、5只羊的，由县财政为该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购买3年人寿险。县农牧、科技部门实行跟踪上门服务，及时把品种改良、养殖技术送到农民手上，鼓励支持农民发展畜牧业，彻底消除了广大农民因不懂饲养技术而不敢养畜的心理。

　　（五）狠抓普及，促进牲畜总量快速扩张。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就没有抓产业化的物质基础。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岭东抓普及、抓速度的要求，大力实施“三个百万工程”，即到200*年牲畜总量达到100万头（只），200*年实现牛羊存栏达到100万头（只），200*年实现羊存栏达到100万只。通过全县上下通过外购、自繁等多种方式，牲畜总量迅速扩张，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101.5万头只，比上年增长33.2%，纯增25.33万头只；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175.56万头（只），比上年增长72.9%，纯增74万头（只），提前一年实现了三个“百万工程”目标；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257.1万头（只），同比增长46.4%，增量达81.5万头（只），牲畜总量跃居××市第一位。全县农牧结合户占全县农户的90%以上。今年年初，我县开始规划实施500万牲畜工程，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把我县建设成为全区牧业大县。

　　（六）典型带动，促小区规模养殖。强力推进养畜专业村（屯）、小区建设，下大力气抓好农牧结合户的普及和各类典型示范户的培育指导和扶持工作。目前，我县共建养畜专业村屯96个，舍饲户达到2.23万户，半舍饲户达到3.33万户，建养殖小区6个，培育各类典型示范户670个。进一步培育以奶牛、肉牛、肉羊为重点的各类典型，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以养殖小区为骨架、大户示范为支撑、千家万户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七）强化服务，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县委、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全县畜牧兽医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全员聘用实施方案》，采取科技承包、按劳取酬、工效挂钩等措施，调整了技术人员工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县乡村三级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推行竞争上岗，通过考试、考核将畜牧兽医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基层。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养畜户“三结合”，县乡两级畜牧站所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现在已基本形成了以县畜牧业局所属各站所为中心、乡镇畜牧业服务中心为骨干、村防治室为重点、组防疫员为补充、养殖户为依托的防疫网络。大力加强无规定疫病区建设，建立了牲畜免疫档案，跟踪检疫，牲畜防疫密度达到100%。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了支持生态畜牧业发展合力，水利部门积极配合实施人畜饮水工程；交通部门主动实施通村公路建设；电力部门优先为舍饲户解决用电问题。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使生态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八）拓宽渠道，实行产业化经营。一是抓龙头企业带动。通过招商引进了蒙源、精华、鑫源等肉类屠宰加工企业16家，现已组建为草原联邦肉类集团。现我县年加工肉羊能力已达到230万只，其中仅××中敖食品有限公司年可加工肉羊150万只，该企业去年入驻我县工业园区，今年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年内建成投产。北京洛娃、黑龙江雪花、德龙三家乳业加工企业日处理鲜奶能力220吨，年可生产奶粉3000吨。200*年，北京双娃乳业在霍尔奇镇建立了千头奶牛基地，目前，由新西兰进口的首批680头奶牛已经入驻基地。二是组建养殖协会，不断提高养殖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结合实际，重点加强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为企业牵线，为农户架桥，促进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我县共组建各类经合组织22家，拥有会员1360人，辐射带动农户22314户，拥有固定资产达2300多万元。

　　一是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是农区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可促进生态与畜牧业和谐发展，实现增草、增效、增收的有机结合。农民为养而种、种养结合，种植结构更加合理。特别是青贮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进一步优化了种植业结构，提高了经济效益。在经营管理上，模式化舍饲饲养，降低了饲养成本，缩短了饲养周期，提高了养殖效益。

　　二是发展生态畜牧业是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达小康的重要途径。生态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由冬闲变成冬忙，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200*年、200*年，我县连续两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牧结合户、养殖户仍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大多成了殷实家庭，为农民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农牧结合，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一条最直接、最有效、最稳定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十召开以来，突显生态建设与保护日益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方向。在十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生态需求，还大地以绿水青山，还老百姓以绿色家园。新巴尔虎左旗（以下简称新左旗）草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腹地，现有草原面积2000万亩，占呼伦贝尔大草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有4.2万人口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生存、发展、保护”是这片草原的中心任务。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特别是在如何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基础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成为政府的首要追求。本文就保护好草原生态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关系提出几点思考。

　　新左旗是呼伦贝尔市4个牧业旗之一，草原畜牧业为传统支柱产业、当家产业。1996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历史性地突破百万头（只）大关，达到105.7万头（只），成为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中第一个牲畜过百万的地区。至2000年，这种经济结构仍未有过多的改变，当年地区生产总值3.68亿元，畜牧业占61%，工业仅占3%，财政收入1678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1元，牧民人均纯收入3403元;至2005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达至200.3万头（只），当年地区生产总值8.87亿元，畜牧业占41%，工业仅占6.8%，全口径财政收入3120万元，在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市县区中排在最后一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82元，牧民人均纯收入4257元。这两个“五年”发展情况表明，畜牧业确实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牧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由于对畜牧业的过分依赖，不但使草原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制约了其他经济产业的发展，导致新左旗经济在这十年里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落后水平。

　　进入“十一五”时期，新左旗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工业经济实现突破并得以发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攀升，地区经济整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至“十二五”中期的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32.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7980元，牧民人均纯收入14310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1.3：50：28.7。

　　传统畜牧业经济曾经是新左旗的主体经济和支柱经济，曾经为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经济已经不堪重负，应该得以减压及休养生息。根据1990年国家农牧业专家对新巴尔虎左旗草原理论载畜量评估结果，新左旗草原总载畜量仅为144万头（只）（含牛、马、骆驼、羊）。而2013年统计数据表明，新左旗牲畜存栏数达到137.5万头（只）。就新左旗目前工业发展不足的情况而言，牧民创收的主要渠道就是单一发展畜牧业，而如果超载的牲畜养殖必会带来草场压力，这就与保护草原生态产生了矛盾。

　　1.新左旗畜牧业发展已经到了瓶颈，牲畜存栏头数达到了理论载畜量边缘，已经没有更多的草原为牧民增收而发展畜牧业。如果牧民继续增收，不改变目前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继续扩大饲养规模，必将造成草原生态的破坏。

　　2.国家近些年来不断实施禁牧、休牧、退牧还草等工程，也在不断减少畜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空间，牧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和提高，必将影响牧民的幸福指数。

　　3.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传统畜牧业的量的发展，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已经无力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和牧民收入提高的压力，必须对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发展载体来承担这一社会功能。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让国民致富奔小康，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在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注重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倡导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十以来，更是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既要保护好草原，又要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为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一项系统的综合的发展规划。其中，尤其要注重以下几点：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新左旗目前的主题。在呼伦贝尔市的发展史上，原市委曹征海书记曾提出“我们需要的是美丽与发展共赢，在科学发展中崛起”。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新左旗具有丰富的地下矿藏资源，要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以资源的科学有序开发为主，实现资源深度开发、循环利用，从而适度发展工业经济，以工业经济拉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力反哺畜牧业。促进畜牧业生产中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牧民增收。

　　2.深度实施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2013年末，呼伦贝尔市政府提出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新左旗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迅速解决畜牧业生产中牧民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粗放、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问题，加快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新左旗草原畜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和设施化”方向稳步发展，从而尽快实现自治区规划的“8337”发展思路中“建设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目标。

　　(一)对国内研究的梳理梳理国内合作社研究文献，关于合作社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之后合作社研究热潮阶段，理论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视角:“行为———结果”视角和“三重底线”视角。“行为———结果”视角主要是以行为发生过程中的投入和依据这些行为而产生的结果为出发点，体现了生产与分配、消耗之间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徐旭初等认为生产经营和组织运行活动属于行为性绩效指标，社员、组织和社会层面属于产出性绩效指标［1］，但上述学者并未将合作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绩效指标中;张大海等建立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评价。［2］“三重底线”视角主要是以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来的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三重底线”理论为出发点;黄晓俐建立了反映合作社总体绩效，量化合作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描述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内江市33个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评价;赵佳荣建立了综合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3］这些研究文献充分考虑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组织运营效益等，但是将生态效益置于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是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社的不同之处，也是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二)指标体系构建1．经济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给个人和组织创造的经济收益，合作社创造的个人经济效益以加入合作社的人均收入/户均收入(价格变化带来的收入、惠顾额返还的收入、入股分红的收入)来衡量;组织收益主要是合作社量化的指标，主要以合作社年总收入在全村年总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2．社会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给所在村的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吸纳富余劳动力等所带来的影响，体现了合作社的正外部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创造的农牧业生产总值占比以及合作社拉动二、三产业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占比;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转出人员，即离土离乡人员;转入人员，即合作社吸纳的人员，并以其在全村总人数中的占比来体现;合作社吸纳富余劳动力主要用合作社吸纳劳动力人数在全村人数中的比例来体现。3．生态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草场保护、牲畜整合、畜群结构优化、核减草场载畜量等生态保护措施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以合作社整合牲畜数量占全村牲畜数量、合作社草场流转面积占全村草场面积、合作社饲草地建设面积占全村饲草料面积、合作社能繁母畜数量占全村能繁母畜数量、合作社草场载畜量等指标来衡量。4．组织运营效益主要从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治理、分配、投入、销售、培训以及标准化生产等角度来设计，根据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征，主要以分红比例(依据所占股份进行分红)、规范化发展程度①、合作社资金利用率、入社比例、畜棚投入占比等来衡量合作社的组织运营效益。可见，在选取具体指标时，主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组织运营效益等四个大的板块来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部分较为抽象的指标以合作社所创造的效益与所在村的效益进行比较后的值作为最终的指标值。

　　(三)评价模型构建采用专家综合打分法，选取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内来自高校、政府等的7～11位专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专家意见进行征询②，并运用层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建立层次分析法模型，可依照四个步骤进行: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在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中，主要有三层:目标层、准则层以及因子层，上一层元素作为准则对下一层有关元素起着支配作用。一般而言，递阶层次结构中层次数不受限制，但由于支配元素过多会给两两比较判断带来困难，因此每一层次各元素所支配的元素一般不宜超过9个。2．构造各层次中的判断矩阵在确定影响因子在因素中所占比重时，往往难以对其进行定量化处理，且影响因子较多时，极易造成误判甚至错判。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进行层次单排序时，通过对判断矩阵A所对应最大特征值λmax的特征向量W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得到同层次因素对于上层次相应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但由于非一致性的现象难免存在，因此要实现比较结果的前后完全一致，矩阵A的元素还应当满足如下条件:aijajk=aik，，满足该条件的正互反矩阵则称为一致矩阵。为了确定所构造的正互反判断矩阵A是否能够接受，需要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主要依据矩阵理论进行，具体定理如下。4．进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进行系统总体权重时，首先设上一层A包含A1，…，Am共m个元素，其层次总排序权重值分别为a1，…，am;其次设与A对应的下一层B包含n个元素B1，…，Bn，它们关于Aj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分别为b1j，…，bnj(当Bi与Aj无联系时，bij=0);最后求B层中各元素在总目标中的权重，计算方式如下。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1．样本选取依据在样本选取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全面性，即选取的分析样本涉及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牧区六州(黄南州、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海西州和海北州)。第二，代表性，即选取的分析样本既有发展现状较好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又有发展条件一般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同时也包括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合作社。第三，针对性，即选取试点村、示范村和建设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2．样本情况分析选取了青海牧区六州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其中，果洛州12家，占样本总量的21.82%;海西州11家，占样本总量的20%;玉树州、黄南州、海南州和海北州分别选取8家，占样本总量的14.55%，样本总量的地域分布较为均衡。在选取的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样本中，共有试点村合作社3家，占样本总量的5.45%;示范村合作社22家，占样本总量的40%;普通建设村合作社30家，占样本总量的54.55%，实现了样本总量的阶梯状分布。在实证分析选取的55家样本中，共有52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分布在纯牧业村，占样本总量的94.55%;3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分布在半农半牧村，占样本总量的5.45%，充分考虑了样本总量中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分布。3．数据来源说明数据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采用专家综合打分法，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征询省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和省内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意见，并运用层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二是来源于2013年合作社实地考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