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工业不发达的贫困县市唯一可倚重的优势资源。20世纪8090年代，生态资源是自然禀赋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由于人们大规模地伐薪烧炭、毁林开荒掠夺式生产，致使水土流失加剧，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濒发。自1993年以来，县遭受“5.317.22特大洪灾和永茂地质灾害等，直接经济损失30多亿元，数辈人苦苦创建的千秋基业和大片良田沃土毁于一旦。

　　近年来，为了不让喜剧再次重演。县始终将维护生态环境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第一支点，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积极构筑生态农业体系。一是常抓不懈，努力营造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遭受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要治理绿化荒山、荒坡、荒滩和防止山体石漠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需临时努力、长抓不懈，才干确保取得效果。依照一手抓新造，一手抓保护的思路，采取“分区负责、全民绿化、专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落实专人管理，严把造林质量关，确保造一块、成一块；严厉打击盗伐滥采、毁林开荒和人为纵火焚山等非法破坏活动。同时，注重运用固定标语、新闻媒体、扩大会议等多种形式宣传造势，努力形成全民护林兴林的生动局面。二是抢抓机遇，大力夯实生态之基。结合国家实施的世行造林、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维护等项目，采用以粮代赈、租赁经营等方式，以再造秀美山川为目标，聚集全县之力开展人工造林。通过项目拉动、政策推动、能人带动等办法，全县爱林的热情空前高涨，造林的意识明显增强，自觉护林的队伍日益扩大，先后涌现了一批造林大户、护林先进个人，三年内完成退耕还林103万亩，全国南方片区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工程县中名列第一。2006年底，县现有林地面积21.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67.6%不只为人们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还可以优先享受国家生态补贴政策。目前，仅退耕还林一项，预计可以获得国家生态补贴资金总额超越10亿元。三是狠抓项目，全力整合农口资金。结合退耕还林、四边绿化、产业开发、柑桔低改、水土坚持工程、欧盟天然林维护等等，充分整合资金，整村推进，坚持生态林与经济林发展偏重，采取长短结合、以短养长、林药兼作等方式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经济助推生态农业，科学再现“山顶松柏椿杉、山腰果蔬药茶、山脚稻谷鱼鸭”和谐景象。

　　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空间与发达地区不可比，由于受交通、信息和区位等瓶颈制约。而生态资源相对丰富，后发优势明显。依照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必需坚持环保节能优先发展，坚持在维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促进生态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一是开辟新能源，着力为生态减压。抓住农业部、市等继续扶贫援建的良好机遇，大力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集中推行以沼气池、节柴灶为主的农村能源建设，积极探索“畜-沼-果”畜-沼-粮”等生态农业模式。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村间道路硬化和“改水、改厕、改圈、改路”工程，两年内新建沼气池1.8万个，节柴灶3万个，有效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和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运用新科技，着力为生态降压。以小城镇建设为载体，以农村公路为连结产业发展的纽带，充分整合支农资金和项目，着力打造高坪、松柏等农业生态园区，以园区为聚集资金、人力、物力的平台，推广运用高新技术和尝试良种良法的示范中心，加快发展平安、高效、节能的生态农业，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并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梯次推进，规模壮大，引导更多的农民从低效益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链条中解放出来。三是推行新工业，着力为生态解压。注重发展高效益、低耗能、低污染的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选用高附加值的优势项目，对新上项目和企业，严格将环评达标放在第一位，从源头上控制企业污染排放。近两年县利用良好的水能资源，重点引进高家坝电站、海螺电站、马鞍山电站扩容技改和农村电网改造，积极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实现小水电装机3.4万千瓦，加快实施以小水电代燃料，确保百万亩森林免遭破坏。四是发展新经济，着力为生态分压。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民科技能力不强，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消耗和浪费十分严重。因而，既要提速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环境承载能力和土地产出效率，更要积极开展农村劳动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努力增强就业转移力，科学发展劳务经济，引导富余农民就近从业或异地就业，减少区域内从事低效益、高消耗激进农业的活动主体。2006年全县共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0万人，职业技能培训6万人，引导性培训4万人，科学转移9万劳力，实现劳务收入39亿元。

　　污染少、效益高的向阳产业”有利于生态和谐、环境友好的无烟工业”特别是生态相对完好的贫困地区，旅游产业作为一个被经济学家和世人广泛关注的绿色经济。依托生态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做活绿色经济已成必然之势。

　　县以独特自然风光为载体，近年来。科学整合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扩大旅游竞争力。2006年全县接待国内外游客10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3亿元，成为县域经济的强力支撑。具体运作方法，一是挖掘原生态文化，增强吸引力。县属湖南省民族文化先进县，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境内有见证土家族历史文明的溪洲铜柱、老司城遗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王村古镇等景观；有多姿多彩的土家摆手舞、茅古斯、土家唢呐、打镏子、板凳龙等民族歌舞；有深受世人青睐土家织锦、刺绣、蜡染、木雕等民族工艺品；有神奇迷幻的楚巫文化、土司文化、土家族文化等文化遗产，通过挖掘、维护和整理，一个以彰显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为主题的中国土家源”精品旅游线路正日愈建成，与张家界生态资源互为补充和延伸，吸引力明显增强。二是打造生态旅游品牌，扩大辐射力。利用猛洞河部级风景名胜区、小溪部级自然维护区、不二门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字号生态资源来扩大招商融资，通过转让猛洞河漂流经营权，吸引韩国IB株式会社投资开发不二门森林公园，聚外资、集内力，培植发展一批影响力大、辐射力强的探险漂流、温泉疗养、拜佛论道等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和经典景观，重点打造“天下第一漂”中南十三省免遭第四纪冰川侵袭唯一幸存的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原始次生林”等品牌，提高旅游知名度，进一步做活生态旅游文章。三是营造生态旅游圈，提高承载力。以张家界荷花机场和贵州铜仁大兴机场的空港，以枝柳铁路、209国道和省道等枢纽，积极采取“生态融城”战略，优先维护和培植旅游干线沿途的生态植被及景观，努力营造大生态、大湘西、大旅游的生态背景，实现永顺旅游与周边景区的连缀和一体化。同时，结合“万村千乡”等工程，重点扶持发展一批服务餐饮业、旅游精品加工业，优先改造旅游景区的交通运输、商业物流、宾馆食宿、邮电通讯等，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食品卫生平安，加快旅游景区的升级提质，促进原生态文化和生态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奉贤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通信方式：。

　　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与不同阶段农业发展模式相关的术语概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农业知识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术语的丰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应用的混乱失序。而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整理、分析此类术语，对于提升农业科学的认识水平和应用程度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深化，规范其术语表达，实现术语的规范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发展模式是指农业发展的基本类型及其实现方式。从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农业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刀耕火种”为基础的原始农业阶段；依靠畜力铁器的传统农业阶段；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农业阶段[1]。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当代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模式的嬗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新概念、新术语，为农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表达方式。如何准确、清晰地把握农业发展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如何认识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概念体系变得愈发丰富和复杂，如何规范科学术语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如“石油农业”“精细农业”“有机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质量农业”“都市农业”“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等诸多农业发展模式新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组织探讨可持续农业等发展模式时，又先后提出了“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绿色农业与绿色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低碳农业与循环农业”等多种农业发展模式[2]。

　　正是由于农业科学范畴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新概念、新名称大量涌现，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术语，所以研究者有必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定义、指称这些新的概念，促进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既可以反映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和治学态度，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促进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和科学意义。

　　术语规范化不仅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专业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和中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术语不统一、不规范，就会影响各种信息的记录、交流和传播，从而也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标准化是指将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成熟的农业经验转化为普遍的农业生产、经营标准，提升现代农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以取得更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标准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3]，进一步凸显了农业标准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实现农业标准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农业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尤其是在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术语体系的规范化是关系到现代农业能否真正实现标准化的重大问题。

　　1农业信息的标准化是农业标准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信息标准化必然需要首先实现术语概念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

　　具体而言，在描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为农业科技术语做出最基础、最通用、最有规律的规范定义与内涵阐释，不仅有助于相关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共享和开发利用，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农业科技信息的模糊化或重复利用，在农业生产、经营上提高决策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例如，在“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等概念的使用上，由于此类术语在概念内涵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交叉性，因而在术语的应用上常常造成语义混淆、概念外延不清晰的缺失。然而，由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将其混为一谈必然会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影响决策行为的准确性。因此，提升农业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水平，是农业信息交换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信息标准化的必然步骤。

　　在中国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农业理论及其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力，也是农业标准化的实现途径之一。纵观中国农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自传统农业典籍起，农业理论不仅起到了概括、总结农业实践的作用，而且是传播和延续农业知识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农业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就是农业科技术语。换句话说，完善、成熟的术语体系是现代农业理论得以建构的充要条件。对这些术语进行规范化的界定，实质上是对相关理论概念的梳理、辨析，增强了现代农业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有助于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减少因概念不统一而造成的诸多障碍。

　　术语规范化的工作不仅与农业标准化的实践密切相关，也与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在当前的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混用、错用相关术语、概念的现象，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相关术语建立统一标准才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需环节。

　　农业科技术语是农业学科语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核心单位，是涉及“三农”问题信息沟通所必需的媒介，所以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在农业科学领域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概念是用定义进行描述的，与之相关的术语被赋予约定的指称，因而农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术语必然要具有单一化、专业化、系统化与准确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在概念、原则、特征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差异，这就导致与其相关的术语概念存在着口语化、含糊化、内涵不确定等诸多缺陷，也使这些术语在概念、内涵、层次关系、基本特征等方面出现了认识不到位、界定不清楚、重复使用等现象，从而造成术语的实际运用与概念内涵不相匹配。

　　在术语的使用上，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术语用词的不规范。按照术语规范化的基本原则，术语应当反映所指示概念的特征，词语本身能够确切地表达其意义[4]。然而，在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中，部分术语的内涵与名称不能完全对应，从而造成语义的混淆和概念的不明确。例如，“绿色农业”的概念就存在着指向不清的问题。从词形来看，“绿色”是对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限定，突出其注重环境保护、自然无公害的特点。在实际使用中，“绿色农业”往往是指广义上的“大农业”，即包括“白色农业”“蓝色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等概念在内。诚然，“绿色农业”指称的是该模式的绿色性，即农业生产过程及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其命名的内在理路。然而，“绿色”一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误导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接受和解读，使人们将“绿色农业”和“白色农业”“蓝色农业”等概念作为同一层级的术语加以认识，随之造成了该术语内涵的狭窄化和片面化。

　　在术语的使用上，另一个较为常见的问题是术语概念的一义多词。从术语规范化的角度来看，科学、标准的术语应当具有单义性的特点，即一个术语仅指称一个概念，而一个概念也同样仅用一个术语来表达，实现术语和概念内涵的一一对应。然而，在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中，一义多词的现象比较普遍，如“质量农业”又被称为“精致农业”，“白色农业”又被称为“微生物农业”，“设施农业”又被称为“环境控制农业”或“工厂化农业”，“观光农业”则常被“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概念替代。由此造成的问题在于，一个概念以不止一个术语加以表达，从而产生同义词，极易引起使用上的误解和混乱，对于农业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农业科学的传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在术语的使用上，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部分术语是对外来术语单词的直译，而在直译的过程中其名称过于宽泛，使术语表达缺乏准确性。

　　例如，“精细农业”的概念就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精细农业”主要是指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精细化。然而，“精细”一词并未突出这个概念的基本前提，即现代化信息高新技术、作物栽培管理辅助决策支持技术、农业工程装备技术等现代化高新科技。不仅如此，“精细农业”这一术语指代比较模糊，未能凸显出这一农业发展模式的现代性。换言之，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从词义上看也可以被称作“精细农业”。因此，“精细农业”这一术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准确的缺失，混淆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差异性。与之相类似，“质量农业”的术语概念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质量优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但“质量”一词不仅仅适用于“现代农业”，而且同样也适用于“传统农业”对农业生产以及农副产品质量的关注和重视。所以，这个术语也未能明确概念内涵的阶段性，造成了意义指向的不明确。

　　总之，从农业实践的角度来看，术语的不规范必然导致农业发展模式间选择的不确定性、随意性，使之缺乏因地制宜的针对性，导致农业发展模式实际运用的多变性、反复性，使之缺乏科学规划的长效性，使人们过度地追求农业发展模式的时尚性和概念的炒作性，致使其脱离实际，带来了发展的被动性。

　　《GB/T 16—1997 术语规范编写规定》明确指出：“制定术语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协调概念、概念体系和不同语种中的术语”，术语规范化工作“应为每个标准建立相应的概念体系”，“概念的定义应能在某种语境中替代该概念对应的术语”，“概念的定义应以汉语或国家规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达”，“不同语种所表述的定义应在内容上等同，并尽可能使用类似结构”，“应指出国际标准的概念体系与国家标准的概念体系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概念体系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标准对于某个语种有所限制或规定，应指出这样的限定”。以此作为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准则，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术语进行规范化。

　　1充分利用与术语规范有关的各类原始资料，对术语的概念内涵形成清晰、全面的认识

　　这也就是说，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相关术语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原始资料中梳理某一种发展模式的历史演进以及术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切实理解和把握这一术语提出的历史语境及其概念内涵的变化与特点。尤其是对于术语规范化的工作而言，相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发达国家在定义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方面的先进经验，都值得我们充分地借鉴，而与之有关的各类出版物如专业词典、叙词表等工具书也对于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在讨论“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时，首先要对与这个名词有关的资料进行梳理，即Agriculture Sustainability in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提出“农业可持续性”的思想，《丹波宣言》重申了“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模式，此后“可持续农业”的观念与实践不断得到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认识的“可持续农业”概念。从这种方法出发，我们能够动态地、历史地发掘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具体内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业科技术语的精确性。

　　2运用语言学知识对术语的概念定义、内涵与外延进行语法分析，规范术语用词，统一术语界定

　　语言学知识是术语规范化的重要支撑，术语的命名和释义必然要在词汇、语法、语义等相关知识结构中完成。因此，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对术语的概念定义、内涵及外延做出分析，是实现术语规范化的必要步骤，而规范化的术语也必然要遵循汉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规范。当前，科技术语的使用不可避免存在着盲目借鉴西方术语的缺失，不少名词来自外来词的音译，术语用词、词语搭配和概念表述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通用性原则，从而造成语言的陌生化，为术语应用增添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术语应当按照汉语语法或国家规定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来加以规范，如“精细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等从外来词中转译而来的名词都要坚持“约定俗成”的准则，将precision agriculture、efficient ecoagriculture等词译为符合汉语规范、且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精细”“高效生态”等。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词语构造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内部结构形式来看，是合成词中常见的偏正式。如“石油农业”“精细农业”“有机农业”“白色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等术语，前一词素显然与后一词素“农业”属于同一义类。因此，这种构词法也就成为规范术语命名的一个重要前提。不仅如此，术语的概念内涵同样要根据语言学知识加以界定。例如，“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等概念都应放在语境论的前提下加以探讨，强调这些术语的语义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使其虽然在术语用词上与传统农业有所关联，但在概念内涵上又与后者形成了较大的差异，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术语概念的准确性和单义性。正因为这样，语言学对于术语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系统必然要以语言学方法为抓手建构起来。

　　在实现术语规范化的过程中，不同术语在词形、词义等方面的交叉、含混无疑为标准化工作制造了相当程度的障碍。正因为这样，对术语进行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科技术语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由此导致的是不同术语的概念内涵往往相互联系，而新的术语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术语规范化工作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术语进行分类，按照术语的概念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来加以区分，从而形成相应的术语类型集合。因此，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必然需要对术语作出比较研究，从内涵、外延等不同方面加以辨析。在此基础上，术语规范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纂术语手册，按照术语的类型特点罗列其定义、概念内涵、基本特征等内容，从而构建起关于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清晰明确地呈现出相关术语和整个术语系统。

　　综上所述，对中国现有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影响农业活动的关键问题，对其进行规范是提升现代农业信息化、标准化程度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术语学科学发展和术语规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术语规范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和梳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相关术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完善术语的使用和农业知识体系的实践性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

　　[2]李军论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体系研究之背景、意义与原则[J]上海农业学报，2011（3）：51-54

　　在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市场化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产业链管理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成功战略，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逐渐演化成为农业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而农业产业链组织是一种新兴的加强农户与企业、市场之间联系的农工商一体化组织，在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被成功运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我国，农业产业链组织的理论与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厘清农业产业链组织的相关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归纳和总结目前农业产业链组织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发展农业产业链组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业产业链组织集农业产业链和产业链组织的内涵为一身，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人们将各产业依据前、后向的关联关系组成的一种网络结构称为产业链； 产业链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体系，近年来受到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农业产业链是在产业链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王凯、韩纪琴（2002）认为，农业产业链是具体的不同农产品链的集合体，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的产品链，如蔬菜产业链、棉花产业链、果品产业链等的总和，构成了总的农业产业链；王国才（2003）认为，农业产业链是一个贯通资源市场和需求市场，由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不同功能服务的企业或单元组成的网络结构；张利庠、张喜才（2007）认为，农业产业链是指与农业初级产品密切相关的产业群的供给和需求关联构成的网络结构，包括为农业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中间产业部门，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因此，农业产业链实际上是产业链中一类特殊的产业链，在这一类产业链中，农业或农产品作为其中的构成环节和要素，与其它部门和环节发生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总的来说，农业产业链是产业链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它将农业生产者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它连接了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其他相关服务部门有关的企业和各类组织；它采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共享利润、pg电子网站共担风险；它是其他产业链形成的基础，为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

　　而产业链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组织指的是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或市场关系。这种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主要包括：交易关系、行为关系、资源占用关系和利益关系。一般来说，产业组织通常是指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狭义的产业或市场组织，其考察的是同一产业的企业。所谓的市场关系即是处于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产业链上的物流链涉及到的产品一般情况是单一的，比如棉花产业链、大豆产业链、生猪产业链等，他们与这些产业链上的结构链、价值链、信息链相互连接相互影响构成产业链组织。

　　结合农业产业链和产业链组织的概念，笔者认为，农业产业链组织是指从农业初级产品到最终消费品所涉及到的各产业群组成的战略联盟，这个战略联盟内部各企业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关系和市场关系，包括交易关系、行为关系、资源占用关系和利益关系等，它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稳健运行的基础。现代农业产业链组织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宏观上看，现代农业产业链组织是农业初级产品演变成最终消费品涉及到的所有部门构成的战略联盟；中观上看，它和产业链组织是相通的，都是产业资金链、价值链、人才链、信息链、物流链等的贯穿联结；微观上看，各结点企业之间通过交易关系、行为关系等连接成一个个小型组织，为农业产业链组织服务。农业产业链组织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此外，农业产业链组织在实践中通常会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联系起来，两者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的地方，因此我们探讨农业产业链组织的构建，就必须搞清楚农业产业链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对提高我国农业比较收益、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国关于农业产业化概念的表述很多，综合来说，农业产业化可表述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实现农业的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发展的过程。所谓市场化，即依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及其产量；所谓社会化，即将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过程转变为互相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所谓集约化，则是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科学投入，通过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实施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农业产业化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各参与主体自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产业化，使农业走向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促进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组织与农业产业链组织都是紧密相联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在实际运用中也常常有交叉，但它们又有着各自的内涵特点，相互区别。理清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链及其相关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对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组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农业产业链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次，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侧重农业经营理念、发展趋势、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等内容；农业产业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形式，是具体的不同农产品链的集合体。再次，由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产业之间的联系不受空间地域约束，对于不同的产品链，其规模和范围相差很大。 因此，农业产业链比农业产业化具有更广阔的延伸拓展的空间。

　　产业链与产业化又是密切联系的。产业化把产、加、销各个分散和独立的环节纳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是基于这些环节之间客观存在着的联系，即产业关联。若环节之间毫无联系，不具备供需关系，则一体化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反过来，实施产业化经营，可以克服有些产业链松散和脆弱的状态，促使产业链稳定和规范，确保产业链各环节主体的价值得以实现，并能拉长和拓展产业链，使产业链质量、功能得以增强。此外，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链的联系还表现在两者都要受到农业生产规律的作用和约束，都要涉及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都涵盖价值的形成和分配，都受市场需求的方向和规模的影响，而且均与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农业产业化组织指的是农业产业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包括横向主体间的关系和纵向主体间的关系。横向产业化组织，指的是处在产业链相同节点上的各要素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同为初级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或同为加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纵向产业化组织，即以某一种农产品为纽带而形成的从初级品生产到最终消费市场的各主体间的纵向关系。根据我们前面对农业产业链组织的定义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链组织与纵向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实际上是异名同质的概念，也就是说，农业产业链组织实际上是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农业产业化指明的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农业产业链强调的是农业发展的手段，是一种静态的结构状态，因而农业产业链比农业产业化更具体，对静态链条的管理也比对动态过程的经营更易于操作。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目标要求延伸农业产业链、产业化经营的实现方式要求产业链的协调、提高产业化经营绩效要求产业链有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科技支撑，因而对产业链组织的研究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目标的实现具有更实际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找到现代农业产业链组织的创新模式。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 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 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摘要】生态位理论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生态学的热点，也是生态学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该文系统的总结了生态位概念的衍变历史，给出并分析了描述物种内和物种间生态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并就如何利用生态位理论，防治枣园害虫提出了几点看法，最后就生态位理论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前景作了展望。

　　生态位（niche）是自现代生态学诞生以来生态学界最被称道的一个学术概念，到了上个世纪末，该概念所受关注持续升高，成为生态领域的一大热点。关于生态位理论的概念和学说的百家争鸣，使得就如何确切地定义生态位及如何计算生态位测度的问题悬而未决。即便有着这样的尴尬处境，生态位理论在解释生态学方面仍然具有其优越性，对昆虫生态学的研究以及生物界治理有着相当吸引人的作用[1]。综合各家之长，生态位的概念和理论应该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1894年，美国学者Streere在进行鸟类物种分离的调研分析时，偶尔浮现出来的“生态位”现象令他着迷，但他没有持续地研究下去。1910年，Johnson在研究中率先用“生态位”来做解释，他认为“同地区的各个位置在大自然中是有着不同生态位”。他也未将其定义，未能使其概念变得完整。Grinnell在1917年就生态位的概念进行了概述，他指出生态位其实就是“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Ultimatedistributionalunit）”。由于他的解释侧重生物的空间分布，后人称之为空间生态位[。Elton于1927年就生态位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某一物种的生态位彰显出它在生态系统中，尤其是食物链关系中的位置，这种突出生物个体在群体中功能的学说被人们称为功能生态位。Gause则物认为一个物种的生态位表明了其在整个群落中的定位，包括了其生存环境、食物来源以及生活习性等。如果俩个种同时利用稳定群落中的某一资源并受到限制，那么一种将具有竞争优势，而另一个种则被排斥。

　　1941年，Pitelka将生态位看作是物种在环境中经常栖息的地方，并将其区分成“功能生态位”和“位置生态位”两个独立的含义。1957年，Hutchinson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定义生态位为生物体所处环境所有关系的总和，他还采取新设物种坐标变量以及添加生态因子等方式将生态位三维立体化，对温度、湿度、食物等环境以动态化，构建起多维化生态位观测模式，这样一来，生态位就具有了基本生态位与实际生态位两种模式，一种为应然，一种为实然。然而，多维空间生态位偏重有机体对环境的依赖而没有辩证地看待有机体与环境的互生互存关系，不过这种生态位定义已经比前述定义有进步，对生态位本质有更充分的反映。因此生态学界普遍认可该理论，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1959年，Odum从宏观的生态系统中定义生态位，认为物种在群落中的位置和状态就是生态位，而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行为则由生态位决定。他进一步认为物种的生态位体现了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并且决定着其对环境的反馈。之后，MacArthur（1970）、May（1976）、Grubb（1977）、Litvak（1990）、Chase（2003）、Tilman（2004）等又从不同角度给生态位下定义或者提出新的理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强调了生态位的重要性，并通过整合与扩展前人研究，不断完善生态位理论。通过建立函数生态位的思想，促使生态位概念逐渐函数化，理论体系趋于定量化。

　　我国生态位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关注度持续升高。许多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对生态位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王刚等修正了Hutchinson对生态位的界定：单个物种生态位是对环境由特征向量到数集的综合性映射关系。刘建国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扩展的生态位理论并提出了生态元的概念，朱春全从态势与假说角度阐释了生态位，王子迎就生态位的应用着手提出其界定，他认为之所以会有植物病害，是因为病原物在植物生态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有循环参与，实则为病原物所具备的生态位。生态位这一学说自诞生已有数十年历史，学者从多个角度与侧面对其进行研究并不断丰富着其含义。虽然生态位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核心基本都限定在Grinnell、Elton、Hutchin-son的理论框架之内。

　　生态位突出地表示了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只有对生存能力、环境要素等指标进行数值量化才有利于人们理解，也就是要对生态位进行测度。生态位测度包括生态位宽度（nichebreadth）、生态位重叠（nicheover-lap）、生态位体积（nichevolume）及生态位维数（nichedimen-sion）等。学者们主要通过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来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生态位所呈现的差异，因此，从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两个维度来测量不同有机体在层次、时间等上的数值表现，通过这些数值差异来衡量不同有机体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进而分析有机体对环境的依赖与对立关系。在这项研究当中存在着很多的公式以及算法，学者们至今还在争论不同公式的便捷性与合理性差异。

　　枣树（Zizyphusjujuba）是中国的原产果树之一，具有适应性强、易管理的特点。枣树还有一重环境保护作用那就是退耕还林、保护植被，但是枣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虫害，虫害使得枣树产量大减并且品质降低，严重影响着枣树的持续生长，破坏了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由此针对枣树上各种害虫的防治显得尤为重要。害虫防治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采用的手段和技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发展前进。人类现处发展阶段害虫治理的目标是，控制有害昆虫，保护有益昆虫，同时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低耗、可持续发展。生态位理论的合理利用，将会使这一目标变得切实可行。

　　从生态角度来看，枣树要想健康成长就要“以敌克敌”，引进天敌物种。大量的研究及论证发现，天敌是调节害虫种群和数量的重要因子。但如果在枣树当前的生态系统里没有有效天敌的话就有必要从外界引入新的生态因子，以帮助天敌在生态中生存并发挥作用。根据师光禄等人的研究，枣树主要天敌和害虫在资源利用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且种间指数较大，说明天敌对害虫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当然，在农作物领域里人们防治虫害还仅仅是一对一的“以敌克敌”措施，但是单一防治措施难以对深入枝干内部的蛀干害虫的幼虫奏效。通过研究发现枣树的虫害并非一种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有新的虫害出现，只引入一种天敌是难以解决多类枣树害虫的，因此要采取天敌复合释放技术。在现代农业害虫防治中，除有益生物发挥关键作用外，一些植物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蜜粉源植物可以为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昆虫提供能量，通过养育具有克制虫害的天敌昆虫使其具备成熟攻击力、长期生命力与超强的繁殖力，以一种合作物种快速衍生的成长状态来有效控制住枣树虫害。在枣树园区种植草类物种可以培植出多样化的天敌昆虫，在生态中自然诞生出丰富的天敌种类，不断恢复枣树园区的生态平衡。

　　传统的通过喷洒化学农药来预防枣树病虫害，这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不通过生态系统而利用化学药剂的方法严重干扰了捕食性天敌，影响果园生态多样性的同时，可能导致优势害虫的爆发。生物防治能够将环境破坏降到最小且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在害虫多发季节，在果树上悬挂性引诱盆，pg电子网站吸引雄性害虫，妨碍，减少害虫后代数量。目前，生物农药在枣树害虫防治中展现出良好发展前景，如以Bt为代表的细菌类、以白僵菌为代表的细菌类和以NPV为代表的病毒类，在国内外已经进入成熟的商品化阶段。

　　枣树虫害的外部影响因子很多，如害虫种类、土壤条件、田间管理状况及气候条件，但是枣树对虫害的防治手段不能仅靠外力手段进行干预，其自身也应具有一定的抗性，不仅要适应环境，还要能影响环境，即通过转换环境压力并产生反馈而获得适宜的生存环境。灌溉和施肥（氮、磷、钾）应把握分量，增施磞、锰、锌等微量元素，科学修剪，这样有利于促进枣树的新陈代谢，提高枣树的体质，增强枣树对虫害的调控能力。

　　生态位理论的研究还在不断持续并且深入，理论的应用也在不断加强，不过学者们的研究点不同，对其定义也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引发了较多的学术争议，该理论的研究有待完善。生态位的测度公式种类繁多，不同的生态位参数测定公式，所揭示的物种间及个体间的结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方法和模型计算是否简便，能否准确表达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意义。合理选择生态位测度是生态位研究的一个重要技术，必须慎重考虑，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生态位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不断被人们所认知，尤其是其在农业生产中对农作物抵抗天敌侵害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维护好农业生态系统有着强大的功效。深入开展生态位理论，对于指导农业生产中有害生物防治将带来新的思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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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的概念是日本为了保护其“稻米文化”，在1999年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正式确立的。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有助于唤起国民对本国农业的热情。对日本而言，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可能会放弃农业，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但如果从多功能性的角度来考虑，就应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因为农业不仅能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而且能带来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多种效用。

　　此后，得到与日本相似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贸易立场的韩国响应，积极支持宣传农业的多功能性。欧盟一些国家也相继加入日本和韩国这一集团。之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相继出现在联合国的文献决议之中。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

　　欧、日、韩等国注意到农业对保护遗产、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空间上的平衡发展、保护地面景观与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认为农业多功能性概念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新世纪的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就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解决一向被认为是“两难”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新的思维范式。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而又面临诸如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危机的双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可持续农业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农业领域的体现。

　　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思潮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与这些国家由于农业发达而相对看轻农业的增产目标及转向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改善不无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绿色革命”以后高投入集约农业的弊病逐渐显现出来世界农业发展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多种危机的严重挑战。各种环境问题频频向人类发出警报：农业生态稳定性下降，生物物种减少，施用农药导致害虫天敌被杀死，农药残留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大量使用化肥引起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等。Potter & Goodwin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产品进行补贴，人为抬高了部分农产品价格，诱导农民大量种植有补贴的这些“计划产品”，鼓励了水、肥料和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产生了多方面负的“外部效应”。这一系列问题促使业界对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发展可持续农业有利于上述难题的解决。

　　可持续农业这一概念最早是在美国加州“可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法”中提出来的。1987年7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云集挪威奥斯陆，提出“2000年粮食:转向可持续农业的全球政策”。1988年在美国成立了“国际可持续农业协会”。198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过了有关可持续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39号决议。1991年FAO在荷兰召开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形成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SARD)的《登博斯宣言》。在其中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即：“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便确保获得并持续地满足目前和今后世世代代人们的需要。因此这是一种能够保护土地、水和动植物资源、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活力、社会上能广泛接受的农业”。从此可持续农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形成。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都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四个方面的目标特征。Bromley（2003）认为，农业可持续性是人们寻求对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最佳思维，并非是在无限的未来寻求有关消费和福利最大化的路径或过程。针对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应提出不同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好的区域发展战略应包含一些共同的要素，其中包括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市场激励的供给、市场制度的健全以及对物质、人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适当比例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而各区域战略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依据不同的区域比较优势设计不同的投资规模与结构。

　　过去人们对农业的功能主要定位在要求农业提供农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功能上。日、韩、欧盟等国提出与倡导的农业多功能性理念与当今世界流行的“现代农业观念”相一致，不仅要求农业的经济功能，同时也强调其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FAO的专家们把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业生态系统质量作为全球环境保护、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他们强烈呼吁要把过去那种单纯地把农业生态系统看作是生产农产品的单一功能，转变为生产食品、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实体。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了“基于农业多功能特性考虑的农业政策、规划和综合计划”，而农业“多功能性”的思想正是源于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内涵。农业功能多元化与可持续农业二者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多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可持续农业的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支撑，而可持续农业的实施最终以实现农业的生产、经济、环境、社会等功能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利用农业多功能理论和分析方法，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问题，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农业发展到今天，最高层次是具有多功能性的可持续农业。这种可持续农业，是农业多功能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种有机结合，是在遵循可持续农业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特性，在技术路线上采取能够充分发挥农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功能，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多种功能的实现提供支持和保障。这种可持续农业属于可持续农业的一种高层次的具体发展模式。 三、农业的多功能性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多功能性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理论基础。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任何国家政府都要重视构筑农业产业体系间各个环节的互动，而非传统的单一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功能。

　　对作为农业大国的我国而言，提供基本食物、满足消费需求，仍是我国农业的最基本的功能。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陆庆光教授说，农业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也是新一届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的重要问题。新时期，农业的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关键，并指出，农业产业化发展应坚持农业的多功能性，注重发挥农业在生态、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张陆彪曾建议我国政府应尽快明确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立场，并开展我国农业多功能性立场问题的深入研究。陶陶和罗其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我国农业的功能划分为农产品供给、就业和社会保障、文化以及生态4方面的功能，并探讨了农业的功能分区[4]。2004年农业部制定了旨在推进今后全国农业资源和生态建设的《农业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这是农业部门第一次系统规划此领域的工作，也是首次全面强调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确保粮食自给，关乎我国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绝不能依靠国际市场解决。要确保粮食稳定供给，以及维持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多功能性理念的确认以及日、韩、欧等国政府为之付出的努力，对我国新世纪农业发展是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1、强化国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强调农业多功能性，促使人们重视农业的地位，有助于唤起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对农业的热情，统一国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粮食安全关系民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如果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多功能的角度，考虑到一旦面临战争、灾害等非常因素，就应当加强农业。因此，即使大米和小麦等粮食在国内生产远不如从国外进口经济划算，也应该在降低国内生产成本的同时立足于国内生产，以确保粮食稳定供应。农业具有多功能性，但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不仅对实现粮食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生物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支撑其他多种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