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平台PG电子平台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

　　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因此，玛曲高原生态旅游发展要抓住我国城乡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时机，紧紧围绕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点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和营销，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游、玛曲湿地游和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畜牧业是高寒牧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寒牧区经济发展中处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成为关注重点。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原料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

　　1 结古乃·桑杰.黄河首曲生态环境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总第78期)

　　2 包玉山.《中国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8第2页

　　3 张占军.退化草原持续利用的经营模式研究—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D].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

　　4 牛叔文,马利邦,曾明明. 过牧对玛曲草地沙化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8年1月 第28卷第1期

　　5 川西北甘南沙化草地综合治理(玛曲部分)专题研究报告[R].玛曲县畜牧兽医林业局,2010年3月

　　6 张喜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 .中国畜牧业通讯,2008年第1期

　　7 邓艾,李辉等. 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J]. 开发研究,2003·4

　　现今我国正全力推动贫困山区的生态畜牧业发展，合理利用贫困山区复杂多变的地理因素和土地资源，打造贫困山区畜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振兴贫困山区的经济建设。

　　我国生态畜牧业包括生态型畜禽饲养、畜牧类产品精细加工以及排泄物环保处理等几个部分，是以建立低消耗环保型畜禽饲养为核心，结合各地区实际地理因素，以保证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兴产业。

　　当今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点，而畜牧业作为传统产业一直是农业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作为一个过渡型的产业，畜牧业上承传统种植业下衔接现代工业，在整个发展链中占据关键位置，所以如何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畜牧业也成为了传统畜牧业的必然转变方向。同时，针对我国地少人稠的基本国情，大力推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良好性畜牧模式，也能有效的解决如水域污染、耕地退化、牧场承载过量导致的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切实的将传统的畜牧业转变为低碳节能的绿色健康产业。

　　在生态与发展的大前提下，生态畜牧业更加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标准。生态畜牧业也成为了着眼于现在，有利于未来的国家支柱型新兴产业之一。而事实也证明，发展生态畜牧业完全适合于我国山区土地资源情况，是为我国进行山区扶贫、维护生态发展的重大举措。

　　相对于传统畜牧业，生态畜牧业运用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思维方法以及先进的管理模式，属于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

　　相对于传统的畜牧业，生态畜牧业更加注重整个体系中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使整个系统进行链式循环。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形成一条可持续的“食物链”，极大的降低了额外在畜牧饲养中的资源消耗。相对于传统的畜牧业刀耕火种式的粗狂经营模式，很明显这种低消耗的生态畜牧业更适合在贫困山区资源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大力推动发展。

　　开发生态畜牧业，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将贫困山区有利的自然条件充分的整合运用起来，最大化的将其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收益不仅仅是拉动了贫困山区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其健康的生产管理模式，提高了畜牧产品的质量与价值，其价格是传统畜牧业产品的数倍，极大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使城乡两地的居民互利共赢，同时也为我国城乡统筹建设发掘出新的途径。

　　在发展生态畜牧业中，使整个畜牧产业生态平衡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也关系着畜牧业在长远的发展道路上的前进方向。发展生态畜牧业，不是将畜牧业还原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运用现代的生态系统原理，将畜牧产业创新整合的新型生态产业。在促进农牧业增收的同时，将整个山区的生态系统带入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中去，从根源上消除对环境污染的可能。

　　传统的畜牧业的是一种单一化的产业模式。从牧民养殖禽畜，继而进行原材料的直接销售。这种粗狂的经营模式不仅极大的降低畜牧业收入，更在繁复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增加了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损耗。而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将引进更为先进的产业管理理念，将畜牧的饲养与粗加工、精加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实现在贫困山区进行生态畜牧的产业化与基地化的发展趋势。

　　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道路上，一定要结合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充分的合理的运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应当不断地引进先进的畜牧业技术，优化产业模式，使贫困山区的自然资源最大化的转变成经济效益。同时，改变传统的资源使用理念，利用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发展多元化的畜牧经营模式。

　　要将传统的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进行转变，其科技支撑是必不可少，必须在传统的饲养技术及生产加工技术上进行科技创新。一方面提高经营及生产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更充分合理的运用贫困山区有限资源；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要融入生态环保的观念，^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同时，提高生态畜牧业的科技含量，也有利于减少生态污染所产生的畜牧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相关的扶持政策、制度的出台与制定，都会对贫困山区的生态畜牧业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与畜牧业相关的政府机关也要将生态畜牧业的建设落到实处，建立完善的执行体制和服务机制，各部门紧密配合、统一规划、提高效率，紧抓政府措施的基层落实程度。同时增加对贫困山区的资金扶持，完善生态牧场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为生态畜牧业提供更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是现阶段生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科技与传统养殖相结合的创新性产业，是刺激畜牧业经济增长，实现牧民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从我国现阶段的畜牧业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山区完成由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转变是大势所趋。

　　20__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全面推进我省“畜牧业倍增计划”的实施，营造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动物卫生水平不断提高的舆论氛围，增强新闻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调动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和参与我省畜牧业发展和动物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全局工作的开展，特制定我局新闻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辽宁和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条主线，根据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服务“三农”、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宣传方式方法，采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提高宣传质量，为我省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卫生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利用媒体阵地，加强对畜牧业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中央新闻媒体和《辽宁日报》、《农民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畜牧兽医在线网站和《牧业通讯》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杂志、《现代畜牧兽医》杂志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各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应主动及时向新闻媒体通报畜牧业发展的最新形势，积极组织提供新闻素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搞好畜牧业宣传，努力扩大宣传效应。

　　（二）联合开办专栏、专刊，突出介绍我省各地畜牧业经济建设成果。在搞好宣传报道的同时，各市动物卫生监管部门要主动与上述主要媒体衔接，采取栏目协办、专题报道、专刊宣传等形式，加强深层次的宣传合作。尤其是《现代畜牧兽医》杂志，是我省一份面向全国畜牧系统和行业发行的关注畜牧技术与市场信息、关注行业动态发展的专业媒体。要通过该杂志宣传展示我省特色畜牧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拉动畜牧资源的广泛流动，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三）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饲养方式转变、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畜产品安全、种畜禽繁育、草原建设、行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采取学术研讨、现场展示、专题报告、专题培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心策划宣传活动，以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1、宣传现代畜牧业在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畜牧业对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建设和谐辽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省畜牧业已经步入全国十大畜牧生产省行列，畜牧业已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新阶段我省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以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为主线，确立了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基地”、“三大产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推动“三大产业”之一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势必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

　　2、突出宣传动物防疫工作对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动物疫情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畜禽结构和畜产品流通方式的变化，对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要着重宣传我省关于动物疫情监测、快速应急反应、疫病预防控制、科技创新、防疫骨干队伍等方面建设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促进具有我省特色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尽快形成。

　　3、广泛宣传动物产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动物产品安全是建设我省现代畜牧业和提高动物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只有抓好动物产品安全，才有利于规范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才能进一步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目前，全省有32家兽药生产企业通过农业部GMP验收，全年完成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140个，猪肉中“瘦肉精”检出率为0，这些成绩充分说明动物产品安全在建设现代畜牧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4、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以实施“畜牧业倍增计划”为标志，我省畜牧业步入了建设畜牧业强省的新阶段，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畜禽养殖已成为我省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__年全省农民人均增收中近50来自畜牧业。实行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从多环节增加养殖业收入。

　　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只有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现代畜牧业，才能促进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提高草原生产能力，转变牧区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生态安全，才能促进了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动物卫生工作有序的开展。（二）畜牧业法律法规

　　1、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认真组织学习讨论《畜牧法》，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畜禽市场，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为《畜牧法》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深入宣传《草原法》、《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种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宣传各地草原执法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实例，对严重破坏草原的大案要案公开曝光，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农牧民知法、守法。

　　3、宣传《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广泛宣传制售和添加违禁药品等违法行为对畜产品安全的影响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通过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畜牧业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畜牧业的发展。

　　4、宣传严格执法、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的事例，树立执政为民的行业形象。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和鞭挞各种损农、害农、坑农，危害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震慑各类违法份子。同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1、积极宣传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大力宣传全省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新经验、好办法，尤其是着重宣传20__年我局开展了120个区域性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建设工作所取得的好经验、好办法，更好的推进全省动物卫生体制改革。

　　2、深入宣传20__年省委加快畜牧业发展座谈会、省政府加快畜牧业发展工作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宣传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典型实例和典型经验，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群众充分参与到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中来，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跨越式发展。

　　3、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关于确保禽类及其产品正常流通秩序的通知》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宣传我省关于支持畜禽发展的政策措施，保障家禽业的恢复和发展。

　　4、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提高养殖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促进全省奶业健康快速发展。

　　1、广泛宣传动物疫病的防治知识和技术，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知识和技术，宣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增强全社会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防范意识。

　　2、宣传养殖小区规模化生产技术、瘦肉型猪规模化生产技术、高产奶牛繁育与规范化饲养技术、优质牛羊肉生产技术等，广泛宣传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和产地认定程序，提高畜产品安全。

　　3、宣传畜禽粪污治理和无害化排放新技术，宣传畜禽粪污治理现场会的精神和先进技术，发展生态畜牧业。

　　4、宣传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宣传推广夏洛莱肉牛和利木赞肉牛育种技术、辽宁绒山羊育种和改良所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辽宁绒山羊舍饲圈养技术、肉羊杂交改良技术，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

　　5、宣传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和退牧还草技术，推广草原建设中取得的新典型，加强草原建设。

　　1、广泛宣传我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特别是黑山地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取得阶段性胜利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2、大力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行风建设的新成果。尤其是这次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热情讴歌他们的事业，充分展示动物卫生人员的思想作风和高尚情操，促进行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3、突出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领导班子驾驭全局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充分宣传他们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时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知险而进、不负重托的作风，通过宣传，树立典型，使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深入人心，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动物卫生工作的开展。

　　4、宣传省、市、县三级畜牧兽医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和应用软件开发成果，进一步完善网上预警、查询、咨询、对话、诊断等功能，促进信息化步伐。宣传实施畜牧兽医电子政务，实行网上申报、审批、公告等取得的新进展，促进行政效率不断提高。

　　5、宣传畜牧业开放合作，向国内外展示我省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发生的新变化。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把我们的立场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通过事实说服人、引导人，为我省畜产品的外销和出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加强畜牧业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国家和我省关于畜牧工作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树立对外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支持。为此，今年8月份，我局将组织召开全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

　　（二）将新闻宣传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进一步落实畜牧业宣传工作的职责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同时，积极争取宣传工作经费投入，确保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把握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正确导向是宣传工作的关键，畜牧业宣传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的工作纪律，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宣传中央和地方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准确反映群众意见，把握分寸，维护本部门形象。

　　发展效益型畜牧业是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是提升我国畜牧业竞争力的需要，是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然而，目前人们虽已在“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效益观上达成共识，但如何将这一观念通过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容进去还鲜有人做到，选择我国某省进行实证研究更是无人尝试。

　　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和研究，并结合国内学者、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所谓“效益型畜牧业”是指以“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为基本要求的，用现展理念指导、用现代设施装备、用现代科技改造、用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发展的，以“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标准化、科学化”为方向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畜牧业。

　　“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是效益型畜牧业本质的内容。优质是指畜产品一定要保障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畜牧业产地环境、生产投入品和养殖过程的监管，重点实行标准化生产，加强对饲料质量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的监测，推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大力提高畜产品质量水平。高效是指畜牧业要提高生产效益。加快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和贸易，实现畜产品增值增效，促进农牧民增收。生态是指畜牧业发展要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制，组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积极推行基本草原保护、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大力发展以秸秆养畜、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安全和高产两者含义上有重叠之处。主要是指畜牧业发展要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扩大良种供应能力，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畜牧业，增加肉蛋奶等畜产品的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改善居民膳食营养结构，维护食物安全。高产更加强调主产品的“量”；安全则更侧重于整个畜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要求有合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形式、有合理的生产结构，即“质”，进而保障畜产品的有效供给。

　　在充分了解影响效益型畜牧业的因素的基础上，找到能正确反映效益型畜牧业全貌的指标，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而为评价区域发展效益型畜牧业提供标准。结合效益型畜牧业的定义和其丰富的内涵，在广泛收集资料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效益型畜牧业的影响因素。

　　效益型畜牧业的内在目标是多重的。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在畜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效益型畜牧业的评价就是要刻画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程度及总体发展水平。支撑效益型畜牧业发展的因素对上述五个方面有巨大的支撑作用，是效益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立效益型畜牧业评价指标体系总的指导思想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界定效益型畜牧业的概念，充分借鉴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既便于实际操作，又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发展效益型畜牧业的现状和水平。

　　鉴于对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的优劣的分析，考虑到畜牧业的多目标性及高阶性特点，为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指标权重体系，在结合专家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效益型畜牧业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鉴于当前有关效益型畜牧业理论研究的不成熟性与相关指标缺少严格的定量评价标准（即指标缺少可参照的阈值或分段标准），我们采用比重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采用这种方法基本能满足评价目的的需要，增强历年效益型畜牧业评价值的可比性和稳定性。

　　由于一些数据的难以获得性，所以有必要设计一个实际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像畜禽发病率、死淘率、畜禽良种覆盖率、畜禽商品率、畜禽粪便处理率等指标难以获得，所以我们在进行综合评价时只能放弃它们，建立一个数据相对好获得的效益型畜牧业实际测度评价指标体系。由质量安全认证数、单位主产品净产值、机械化程度、饲料转化率、主产品产量、人均畜产品占有量、劳动生产率、占用的资金量、龙头企业数、单位生产成本、成本纯收益率、畜产品总产值、人均产值、草原退化面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畜牧业产值占GDP比重、奶产量占肉、蛋、奶产量和的比例、牛羊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例、饲料作物种植比例等19个指标构成。权重依然以上述效益型畜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准。

　　在已经得到的指标体系及其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我们系统收集了实际测度评价指标数据，实际测度指标体系层次总排序的比例和约为70%，基本可以代替原指标体系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南方发达省份以及畜牧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受到了严重的资源和成本制约，畜牧业发展出现了减缓或下降的趋势。从全国总体形势看，整个畜牧产业已经开始由南向北、由东向中西转移。只要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点发展具有强劲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那么畜牧产业就有可能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科学发展的目标。

　　[1]姜法竹，张涛，王兆君.效益型畜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农业技术经济，2007（5）：93-98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发展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创造了持续增长的奇迹，随之畜牧业也已成为中国农村及草原牧区经济中最活跃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中，对于草原与草地的定义还存在着混淆。我国草原科学的奠基人王栋（1955）对草原的定义是：“凡因风土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或其他缘故，在自然情况下，不宜于耕种农作，不适宜生长树木，或者树木稀疏而以生长草类为主，只适于经营畜牧业的广大地区”；其对于草地的定义是：“凡生长或栽种牧草的土地，无论生长牧草株本之高低，亦无论所生长牧草为单纯之一种或混生多种牧草，皆谓之草地”。前者自然因素较大，后者人工因素较大。李魁（2005）在其著作中指出，草原畜牧业主要是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采取放牧的方式饲养家畜和获取畜产品的畜牧业。作为畜牧学和农学的范畴中的一个术语，草原是指大面积的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占优势的天然植物群落和其着生的土地总称。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放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是草原畜牧业与其他畜牧业尤其是农区畜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投入成本低、产品质量优、产出效益高的特点，因而历来是我国牧区的主体产业，但也具有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非平衡性、灾害的频发性等致命弱点。

　　敖仁其（2001）指出了草原畜牧业的优势。第一，草原畜牧业依附自然资源的属性尤为突出，在气候干旱寒冷、资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了草原畜牧业才能获得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第二，与粮食作物相比，牧草是一种廉价的营养源，不管是天然草场还是人工草场，其投入要比一般的粮豆作物少几倍到几十倍；第三，草原畜牧业，是对符合生物群落的管理，既是对植物群落的管理，又是对动物群落的管理，同时还是对人工动植物群落和野生动植物群落相互依存和达到有效互补过程的管理。2011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草原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全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矿藏、水能、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富集，旅游资源丰富，是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接续地。

　　草原退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加剧了自然灾害。由于草原植被稀疏，高度降低，覆盖度下降，水蚀和风蚀严重，从而造成沙尘暴和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沙尘暴发生的高频率是草原退化的指示器、加速器和催化剂，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沙尘暴具有致灾重、成灾面广的特点，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内蒙古2011年气象灾害公报中指出，2011年内蒙古因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719.4万人受灾，死亡29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14.9万公顷，其中31.2万公顷绝收；倒塌房屋1.6万间，死亡大牲畜4.9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107.3亿元。其中，干旱、局地暴雨洪涝、局地强对流、雪灾和低温冷害，以及病虫害为主要气象灾害。

　　杨汝荣（2002）研究表明，草地退化的直接后果使草地生产力下降。内蒙古的各类草地产草量平均下降29.2%，严重地区下降60%～80%，其中干旱草原下降最多，为33.3%，荒漠草原30.3%，半荒漠草原30.0%，草甸草原27.3%，森林草原25.0%。随着草地牧草产量的下降，导致草地载畜能力也在下降.目前内蒙古天然草地载畜量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75%，60年代的80%。海山（2007）认为，照搬农村或国外模式，在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政策，支解了放牧五畜（马、牛、驼、绵羊、山羊）的草原生态畜牧业有机整体，迫使畜牧业走上低层次数量型扩张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草场超载过牧，是其必然结果是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进一步加大了生产经营成本并造成牧民的贫困化。

　　孟慧君（2010）指出，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使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这大大增加了农牧民的生产成本。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投资巨大，需要有农牧民自筹资金解决。牧民收入水平本来就不高，这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其次，购买优良品种、棚圈折旧和水电费大幅度上升，饲养成本明显增加，畜群品种和结构调整也需要牧民持续投入资金，这也直接增加了牧户的生产性投入。再次，近年来，草原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生产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如科技、信息、教育等间接费用投入的增加，使牧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加大，负担加重，农牧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短期内有所下降。

　　草原畜牧业与农区畜牧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单一地把农区畜牧业的制度模式照搬套用在草原畜牧业上是不可取的。敖仁其（2005）指出，用一种外来的制度规则迅速取代原有演化出来的制度体系，必定会付出高额的制度变迁成本和长期的难以抵消的诸多负面效应。以农耕思想指导牧区草原畜牧业发展激发了草畜矛盾。事实上，草原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可以这样说，农区的发展解决了我国人民吃饱的问题，而牧区的生态作用、草原的碳汇价值、青藏草原水塔，是将决定我们生存环境的问题。田艳丽（2009）认为，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土地有清晰的物理界线，而游牧民的土地界线相对模糊，物理界限交错或重叠现象极为普遍。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没有根本解决草地资源的非排他性。因此，在草原执行承包到户政策的前提下，对于移民到牧区来的中原农民来说，明晰土地界限的意识必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与牧民的土地观直接冲突。

　　由于经济利益及政策实施的不恰当性，牧民的生存和牲畜的生存空间逐渐变小，而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牧民逐渐变成生态贫民，甚至传统的游牧文化开始丧失。哈斯塔娜（2011）在其研究中指出，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实质是社会矛盾的冲突，是“农耕文化优于游牧文化”观念所导致的实际结果，而这种退化又反过来加剧了游牧文化的日渐衰弱。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转贴于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