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组织领导，促进现代化高效生态畜牧业发展。领导的重视是保障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要建立确保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政府分管领导总负责，主管部门领导抓落实，切实把我市生态畜牧产业做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全面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实现市、县、乡领导包点包村制度和部门帮扶制度；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把建设现代生态畜牧业作为当地重要的战略性发展目标来抓，把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纳入当地畜牧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选育优良品种，适度规模养殖。根据当地的实际积极培育符合当地生产和饲养要求的地方优良品种。通过引进新品种或杂交品种提高当地畜牧生产的优良品种。在引起新品种时要通过当地的主管部门的审核与批准，同时畜禽品种质量必须符合当地、企业引种标准。为保障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必须保持畜禽养殖（小区）饲养适度规模的方针，一般生猪饲养场年出栏保持在500头、肉禽类饲养场1万只，蛋鸡存栏2000只、奶牛存栏100头即可。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继续深化兽医体系改革，完善市、县各级兽医行政管理、动物卫生执法、兽医技术支撑等三级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基层动物卫生队伍建设，全力搭建完善的动物卫生监督监管网络体系；为确保生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要逐渐健全和完善动物疫情预警、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处理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相关的工作机制；积极落实各级公共资金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支持，加大对动物防疫基础设备设施建设资金及应急物资储备的需求，为生态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多途径、多方式的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发展资金，不断对疾病防控、良种繁育、畜产品安全、科技教育等生态畜牧业的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提升生态畜牧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金融部门要在信贷方面增加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投资比重，使信贷服务于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相适应。对生态畜牧业的龙头企业和养殖户给予适当的资金倾斜，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畜牧业建设上来。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

　　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因此，玛曲高原生态旅游发展要抓住我国城乡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时机，紧紧围绕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点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和营销，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游、玛曲湿地游和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畜牧业是高寒牧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寒牧区经济发展中处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成为关注重点。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原料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

　　1 结古乃·桑杰.黄河首曲生态环境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总第78期)

　　2 包玉山.《中国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8第2页

　　3 张占军.退化草原持续利用的经营模式研究—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D].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

　　4 牛叔文,马利邦,曾明明. 过牧对玛曲草地沙化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8年1月 第28卷第1期

　　5 川西北甘南沙化草地综合治理(玛曲部分)专题研究报告[R].玛曲县畜牧兽医林业局,2010年3月

　　6 张喜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 .中国畜牧业通讯,2008年第1期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资源匮乏也逐渐的显现出来，人们在一边开发利用大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节约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才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快速发展的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为什么说发展生态畜牧业势在必行呢？

　　污染问题总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和大气的污染；二是对水资源的污染；三是对土壤的污染。

　　1.1.1 对环境和大气的污染 畜牧业对环境的主要污染包括，粪便、污水、噪音、粉尘、病原微生物等。这些污染情况在我国非常常见，对环境影响比较大。

　　在大气污染方面，畜牧业产生的气味、粉尘、微生物等到大气中会得到自净，但是如果过量释放超过了大气的自净能力就会危害人类和动物，影响周围的人和动物，破坏卫生环境，甚至引发疾病。

　　1.1.2 水资源污染 畜禽粪污产生的有机污染物会随着雨水进入到自然水体中，同样，少量的污染水体可以自净，但是大量的污染就会影响水质。污染严重时，病菌可以直接通过水体，危害人和动物的健康，因此不容小视。

　　1.1.3 对土壤的污染 同样粪污进入土壤后，有一部分会被土壤微生物净化分解，如果粪污过量同样有一部分无法分解，也就是所说的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这种情况发生时同样会破坏土壤成分，对土壤造成了污染。

　　据统计畜禽的疫病有上百种，并且疫病种类正在逐年上升。疫病已经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每年因畜禽疾病所带来的损失非常严重。畜禽疫病容易传染，并且人畜共患的疾病也有好几十种，因此畜禽疾病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除了疫病外，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化学物质、药物、重金属、生物激素在畜禽体内的残留问题，给人们的饮食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因此国家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食品问题的重中之重，在食品安全检查上加大力度。

　　从我国畜牧业现在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发展生态畜牧业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所谓的发展生态畜牧业就是要努力的寻求解决我国畜牧业现存的问题，不断创新来配合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大力的发展生态畜牧业，可以有效的转化粮食和其他副食品，带动种植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农产品增值空间，促进经济发展。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需求的不断增加，生态畜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正是畜牧业发展水平的体现，畜牧业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畜牧业的发展也跟上了时展的脚步。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也正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代社会的飞速进步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生态平衡这一问题，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才能生存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产生也是一种必然，因此，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 邢金锁.贫困山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几点思考――兼论麟游县畜牧业的发展思路[J].畜牧兽医杂志，2009（01）.

　　[2] 黄梓梁.生态畜牧业及其减灾防灾作用初探[J].湖南畜牧兽医，2001（04）.

　　[3] 安立龙，效梅，王均良.论我国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理论及实践[J].中国草食动物，2003（04）.

　　[4] 赵黎明.环境问题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上）[J].当代畜牧，2000（02）.

　　[5] 常景周，孙淑梅，王占江，田海渠，刘五方.家畜生态与饲料利用[J].家畜生态，1999（03）.

　　[6] 张继先.关于人工生态型畜牧场及其构成模式的探讨[J].家畜生态，1999（03）.

　　[7] 林其伟.对我省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思考[J].福建畜牧兽医，1999（03）.

　　[8] 张福权，余斌.我国集约化畜牧业该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J].广东畜牧兽医科技，1999（02）.

　　[9] 高惠林，方热军，汤少勋.生态畜牧业的理论与实践[J].家畜生态，1999（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2]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中国草地学报，2010，(4):1-9.

　　[4] 于铁夫，卢德勋.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1，(5):1-11.

　　[6] 颜景辰，张俊飚，罗小锋，刘歆海.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7，(9):7-10.

　　现今我国正全力推动贫困山区的生态畜牧业发展，合理利用贫困山区复杂多变的地理因素和土地资源，打造贫困山区畜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振兴贫困山区的经济建设。

　　我国生态畜牧业包括生态型畜禽饲养、畜牧类产品精细加工以及排泄物环保处理等几个部分，是以建立低消耗环保型畜禽饲养为核心，结合各地区实际地理因素，以保证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兴产业。

　　当今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点，而畜牧业作为传统产业一直是农业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作为一个过渡型的产业，畜牧业上承传统种植业下衔接现代工业，在整个发展链中占据关键位置，所以如何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畜牧业也成为了传统畜牧业的必然转变方向。同时，针对我国地少人稠的基本国情，大力推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良好性畜牧模式，也能有效的解决如水域污染、耕地退化、牧场承载过量导致的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切实的将传统的畜牧业转变为低碳节能的绿色健康产业。

　　在生态与发展的大前提下，生态畜牧业更加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标准。生态畜牧业也成为了着眼于现在，有利于未来的国家支柱型新兴产业之一。而事实也证明，发展生态畜牧业完全适合于我国山区土地资源情况，是为我国进行山区扶贫、维护生态发展的重大举措。

　　相对于传统畜牧业，生态畜牧业运用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思维方法以及先进的管理模式，属于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

　　相对于传统的畜牧业，生态畜牧业更加注重整个体系中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使整个系统进行链式循环。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形成一条可持续的“食物链”，极大的降低了额外在畜牧饲养中的资源消耗。相对于传统的畜牧业刀耕火种式的粗狂经营模式，很明显这种低消耗的生态畜牧业更适合在贫困山区资源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大力推动发展。

　　开发生态畜牧业，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将贫困山区有利的自然条件充分的整合运用起来，最大化的将其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收益不仅仅是拉动了贫困山区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其健康的生产管理模式，提高了畜牧产品的质量与价值，其价格是传统畜牧业产品的数倍，极大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使城乡两地的居民互利共赢，同时也为我国城乡统筹建设发掘出新的途径。

　　在发展生态畜牧业中，使整个畜牧产业生态平衡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也关系着畜牧业在长远的发展道路上的前进方向。发展生态畜牧业，不是将畜牧业还原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运用现代的生态系统原理，将畜牧产业创新整合的新型生态产业。在促进农牧业增收的同时，将整个山区的生态系统带入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中去，从根源上消除对环境污染的可能。

　　传统的畜牧业的是一种单一化的产业模式。从牧民养殖禽畜，继而进行原材料的直接销售。这种粗狂的经营模式不仅极大的降低畜牧业收入，更在繁复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增加了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损耗。而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将引进更为先进的产业管理理念，将畜牧的饲养与粗加工、精加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实现在贫困山区进行生态畜牧的产业化与基地化的发展趋势。

　　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道路上，一定要结合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充分的合理的运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应当不断地引进先进的畜牧业技术，优化产业模式，使贫困山区的自然资源最大化的转变成经济效益。同时，改变传统的资源使用理念，利用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发展多元化的畜牧经营模式。

　　要将传统的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进行转变，其科技支撑是必不可少，必须在传统的饲养技术及生产加工技术上进行科技创新。一方面提高经营及生产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更充分合理的运用贫困山区有限资源；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要融入生态环保的观念，^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同时，提高生态畜牧业的科技含量，也有利于减少生态污染所产生的畜牧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相关的扶持政策、制度的出台与制定，都会对贫困山区的生态畜牧业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与畜牧业相关的政府机关也要将生态畜牧业的建设落到实处，建立完善的执行体制和服务机制，各部门紧密配合、统一规划、提高效率，紧抓政府措施的基层落实程度。同时增加对贫困山区的资金扶持，完善生态牧场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为生态畜牧业提供更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是现阶段生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科技与传统养殖相结合的创新性产业，是刺激畜牧业经济增长，实现牧民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从我国现阶段的畜牧业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山区完成由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转变是大势所趋。

　　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草原牧区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发展方针，要求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2011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6亿元（后增加到150亿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云南等省份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有两个项目，一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二是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这项重大政策出台之后，退牧还草工程做出了调整，使其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相适应。本研究中的草原生态补偿就是指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015年4月25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落实禁牧休牧制度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大退牧还草力度，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已有的文献就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补偿原则、补偿主体、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方式进行了很好的论述[1-6]，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超载过牧的解释框架下，生计和环境关系是草原生态环境政策的中心议题。评价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两个维度，一是草原生态保护，二是牧民生计。关于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效果，刘爱军通过研究指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以后，草原植被总体好转，禁牧措施的生态效果显著，草原覆盖度提高、生物量增加，草畜平衡措施达到了减轻草地放牧压力的效果[7]。关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草原监测与实施效果评价方法，张新跃等建议运用“3S” 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采取地面调查与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8]。随着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指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部分禁牧区草场退化、禁牧区牧民生活无依靠、禁牧区违禁放牧、草畜平衡区未能完全减畜、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未能考虑超载程度的差异、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呈现弱监管的特性、牧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7，9-13]。这些发现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对牧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牧民在实践中不遵守政策规定的现象较为普遍。韦惠兰等人指出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激励不相容[14]，王曙光等人指出兼顾生态保护与反贫困的双重目标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长期实施的必要保障[15]。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不同学者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发现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分别为31%[16]、79%[17]、29%[18]，不同地区政策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胡振通等：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现有文献对草原生态补偿实施效果的研究，多为问题的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在我国已经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之后，就如何完善我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草原生态补偿的生态绩效如何、收入影响如何、政策满意度如何，三者又有什么内在联系，本文将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

　　对草原生态补偿的理解包括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背景、政策目标、政策逻辑、政策内容、关键问题等五个方面。

　　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背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载过牧导致草地退化，二是草原生态保护是多个环境管理手段的结合[13]。《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长期以来，受农畜产品绝对短缺时期优先发展生产策略的影响，我国在强调草原生产功能的同时，忽略了草原的生态功能，造成草原长期超载过牧和人畜草关系持续失衡，这是导致草原生态难以走出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草原生态保护是多个管理管理手段的结合，有命令控制手段（如禁牧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如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保护开发项目（如发展现代畜牧业）。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是与其他环境管理手段相互融合且至关重要的一个政策。

　　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是草原生态保护，它不是唯一的目标，但是第一目标。《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我国牧区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发展方针。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是生态目标，即草原生态保护。进一步明确和理解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关键是要理解好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生计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定位好牧民生计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目标中的位置[13]。

　　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逻辑是，在超载过牧的背景下，为了达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的，就需要遏制超载，具体的政策措施是禁牧和草畜平衡。国家遏制超载的政策目标是希望通过实施草原生态补偿，达到草原生态保护和促进牧民增收相结合。

　　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禁牧补助，二是草畜平衡奖励，三是牧民生产性补贴。按照政策要求，“将生态脆弱、生存环境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以及位于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的草原划为禁牧区”，“全国牧区除禁牧区以外的草原都划为草畜平衡区”。禁牧是使草原从放牧到不放牧的转变，牧民因为不能放牧而承担了一定的机会成本。草畜平衡是使草原从超载到不超载的转变，牧民因为减畜而承担了一定的机会成本。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是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的核心内容，禁牧补助标准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是两类分别对应禁牧和草畜平衡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禁牧补助的国家标准为6元/亩，草畜平衡奖励的国家标准为1.5元/亩，各省（区）可参照国家标准，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合本省（区）实际情况的具体标准。

　　草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包含但不仅限于）：①草原生态补偿的基线调查，草原的生态服务存量评估，生态重要性评估，生态脆弱性评估，为确定禁牧草场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草原超载现状评估，确定草原超载的主体，明确哪些地区超载严重，哪些牧户超载严重，为促进超载主体实现有效减畜提供数据支撑；②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禁牧和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具体表现为减畜的收入损失，禁牧补助标准应该大于禁牧的机会成本，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应该大于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这样才能促使牧户自觉自愿地通过减畜来达到政策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偷牧、继续超载等行为；③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差别化，全国将近60亿亩草原、18种草地类型，不同地区生态区位优势、人口居住密度、草地类型、草场面积分布、超载程度等存在显著的差异，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要不要差别化，如何差别化，差别化的依据是什么；④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和后评估，禁牧区是否真的实现了禁牧，草畜平衡区是否真的通过减畜达到了草畜平衡，这对于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在超载过牧的解释框架下，平衡生计维持/改善和生态保护/修复之间的关系是草原生态环境政策的中心议题。实现保护草原生态和促进牧民增收相结合，是促进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评价草原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存在两个维度，一是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二是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收入影响，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

　　问题3：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以及和收入影响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

　　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是衡量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否有效的根本指标。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存在两个思路：一是考核草原生态补偿实施之后的草原生态恢复状况，二是考核草原生态补偿实施之后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前者是直接指标，后者是间接指标。

　　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收入影响，是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正确地理解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收入影响，不要将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理解成一种纯粹的收入，而忽略了牧户为获得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所承担的机会成本，需要综合考虑牧户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偿资金和牧户因为减畜所带来的收入损失。

　　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收入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论收入影响，即严格执行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给牧民带来的收入影响；二是实际收入影响，即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给牧民带来的收入影响，相比于第一个层面，两者的区别在于牧户对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的执行程度。

　　政策满意度和收入影响都是衡量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对牧民影响的指标，前者是主观评价指标，后者是客观评价指标，两者都是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参考。政策满意度和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是不是就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剖析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即草原生态保护，深入辨析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了突出研究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陈巴尔虎旗、中部的四子王旗、西部的阿拉善左旗作为研究区域，各个地区的基本信息见表1。“标准亩”由内蒙古自治区首先提出并应用，按照标准亩系数分配个盟市州的生态补偿资金。根据所在省（区）天然草原的平均载畜能力，测算出平均饲养1羊单位所需要的草地面积为1个标准亩，其系数为1，大于这个载畜能力的草原，其标准亩系数就大于1，反之则小于1。

　　阿拉善左旗禁牧区面积为5 849万亩，草畜平衡区面积为1 447万亩，按照人口补偿模式进行补偿。全旗的平均草畜平衡标准为75亩/羊单位，标准亩系数为0.52，相应的禁牧补助标准为3.12元/亩，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0.78元/亩，实际禁牧补助标准按照13 000元/人进行发放，实际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按4 000元/人发放。具体的禁牧补助标准的划分较为复杂，有两种禁牧规定，分别是完全禁牧和饲养规定数量牲畜（120亩/羊单位，总数不能超过100羊单位），不同禁牧规定下的禁牧补助标准存在差异，①

　　四子王旗禁牧区面积为1 845万亩，草畜平衡区面积为1 232万亩，按照面积补偿模式进行补偿。禁牧区的平均草畜平衡标准为47亩/羊单位，草畜平衡区的平均草畜平衡标准为30亩/羊单位，标准亩系数为0.85，相应的禁牧补助标准为5.1元/亩，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1.275元/亩。

　　陈巴尔虎旗禁牧区面积为507万亩，草畜平衡区面积为1 626万亩，按照面积补偿模式进行补偿。全旗的平均草畜平衡标准为12.5亩/羊单位，标准亩系数为1.59，相应的禁牧补助标准为9.54元/亩，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2.385元/亩。

　　本文分析所用资料来自调研组一行8人于2014年7月3日-8月6日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八个苏木镇的34个纯牧业嘎查的实地调研。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采取调研员和牧户面对面交谈的方式。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98份，应研究需要筛选有效问卷470份，样本分布情况见表2。在470户样本牧户中，受访对象以户主优先，81%为男性；304户为蒙

　　（万亩）1 4471 2321 626补偿模式人口补偿模式面积补偿模式面积补偿模式草畜平衡标准

　　4 000元/人1.275元/亩2.385元/亩注：资料来源于《阿拉善左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办法》、《四子王旗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陈巴尔虎旗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阿拉善左旗草原补奖机制落实情况调研报告》、《四子王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总结》、《陈巴尔虎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总结》。

　　古族，166户为非蒙古族（以汉族为主）；平均年龄为46岁，以36-5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72人，平均家庭劳动力数量2.55人，平均从事畜牧业劳动力数量2.08人，平均从事非农劳动力0.46人。各个旗县受访牧户草场承包面积情况如下：阿拉善左旗平均每户的草场承包面积为9 902亩，四子王旗平均每户5 921亩，陈巴尔虎旗平均每户6 028亩。

　　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是衡量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否有效的根本指标，分别从“草原生态恢复状况”、“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草原生态恢复状况，是评估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指标。草原生态恢复状况的评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由专门的草原监测部门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和评估内容，建立评估指标，收集相关监测数据（监测点数据、遥感数据），进而对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草原生态恢复状况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估。

　　结合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参照2009-2014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全国天然草原生产力、载畜能力、牧草生长季气温、降水变化见表3。

　　2011-2014年的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在年际间存在波动，但均在10亿t以上。2014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为10.222亿t，比2010年增长4.7%，载畜能力2.476亿羊单位，比2010年增长3.1%。总体而言，随着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和退牧还草等一系列草原保护建设工程的持续实施，全国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生态恢复加快。

　　在进行草原生态补偿的生态评估时，如何分离气候因素年际波动的影响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影响是重点、难点和局限所在。通常情况下，每年牧草生长季节，气温的变化和降水的变化会对草原植被生长状况产生影响。如表3所示，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大部分草原地区牧草生长季降水正常偏多，2014年正常略偏少，到底草原生态恢复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气象因素波动造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实施的影响造成的，这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做出谨慎的判断。

　　减畜任务达成情况是评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绩效的间接指标。如果超载过牧是导致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那么以遏制超载为具体目标的减畜政策（指禁牧政策、草畜平衡政策）就能够起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就可以度量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绩效。

　　长远考虑，草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草畜平衡，减畜政策的实施，最直观的表现为平均牲畜超载率的下降。参照2010-2014年的《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牧区县、半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年度变化见表4。

　　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2014年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5.2%，比表3全国天然草原生产力、载畜能力、牧草生长季气温、降水变化

　　2010年下降14.8%；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为20.6%，比2010年下降21.4%；半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5.6%，比2010年下降31.4%。

　　超载过牧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虽然全国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但2014年全国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仍保持在15%-20%之间。相比于2010年的超载程度，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牧区县、半牧区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分别为49%、51%、67%，还没有达到各省（区）、市（盟、州）、县（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中规定的三年（2011-2013）完成减畜任务的要求。说明减畜政策，无论是禁牧政策，还是草畜平衡政策，在实际实施中存在具体的困难。如果将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分开核算，禁牧区虽有载畜能力，但理论上需要禁止放牧，那么草畜平衡区的平均牲畜超载率将远高于全国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

　　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主要考核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的落实，牧民是否按照政策规定进行了相应的减畜，达到了禁牧区不放牧、草畜平衡区不超载的要求。为了核算减畜任务达成情况，需要对每个牧户收集以下信息：2010年实际载畜量、2014年实际载畜量、2014年理论载畜量。核算每个牧户2010年实际载畜量、2014年实际载畜量，统一折算成羊单位（详见《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农业行业标准NY/T635-2002中的规定），采用的牧业年度（每年的6月份）统计口径，一只大羊折合1个羊单位算，1只羊羔折合0.4个羊单位算，一头大牛折合6个羊单位，一头牛犊折合3个羊单位，一匹成年马折合6个羊单位，一匹小马折合3个羊单位，一峰骆驼折合7个羊单位。核算每个牧户2014年理论载畜量，按照每个牧户2014年的实际草场经营面积和该地区的草畜平衡标准和禁牧规定进行测算。实际草场经营面积=草场承包面积-草场禁牧面积+净草场流转面积。

　　减畜任务达成情况的核算结果见表5。为核算减畜任务达成情况，需要分地区类型进行介绍。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五种地区类型，分别是阿拉善左旗禁牧户、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户、四子王旗禁牧区、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陈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属于部分禁牧部分草畜平衡的类型，通常绝大多数牧户都有1 000-2 000亩的禁牧草场。

　　阿拉善左旗禁牧户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193羊单位，减畜难度很大，实际减畜量为153羊单位，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79%，减畜任务达成情况较好。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户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155羊单位，减畜难

　　度较大，实际减畜量为38羊单位，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25%，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四子王旗禁牧户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253羊单位，减畜难度很大，实际减畜量为38羊单位，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12%，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74羊单位，减畜难度较小，实际未进行减畜，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陈巴尔虎旗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44羊单位，减畜难度很小，实际未进行减畜，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

　　将减畜难度较大和很大的三个地区类型汇总到一起，衡量整体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在223户调查样本牧户中，平均每户的理论减畜量为197羊单位，实际减畜量为82羊单位，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

　　实际未进行减畜的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和陈巴尔虎旗有其特殊性。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虽未进行减畜，但存在普遍的草场流转行为。在104户样本牧户中，有52牧户存在草场转入行为，52户牧户的平均草场承包面积为4 060亩，转入后的平均草场经营面积为8 505亩。因为草场流转所带来的户均草场经营面积的增加，牧户的牲畜养殖规模虽未减少，但整体的超载程度却得到了降低，草场流转行为与减畜政策起到了同样的效果。陈巴尔虎旗在实施禁牧前，平均每户的理论载畜量为530羊单位，整体不超载，尚有进一步扩大牲畜养殖规模的潜力，由于是部分禁牧部分草畜平衡的模式，多数禁牧草场并未实行集中连片禁牧，牧民实际中仍可对禁牧草场进行利用。如果仍考虑禁牧草场的载畜能力，陈巴尔虎旗的牧户虽然扩大了牲畜养殖规模，但仍保持在不超载的范围内。

　　草原生态补偿的收入影响等于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偿金额和减畜的收入损失之间的差额，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收入影响=草原生态补偿金额-（实际减畜量×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1）

　　理论收入影响=草原生态补偿金额-（理论减畜量×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2）

　　其中，实际减畜量=2010年实际载畜量-2014年实际载畜量，理论减畜量=2010年实际载畜量-2014年理论载畜量。实际收入影响和理论收入影响的差别在于牧户对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的执行程度。

　　草原生态补偿金额包括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草良种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四项，主要组成部分为前两项。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的核算，采用2014年对三个旗县草畜平衡区牧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核算，核算结果见表6。核算结果显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分别为348元、215元和136元。不同旗县之间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样的，跟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牲畜结构、畜产品价格、经营性支出等因素相关。与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相比，造成陈巴尔虎旗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有：①高纬度，气候寒冷，暖棚建设不足，牲畜冬季死亡率较高；②每年打草场Actual income

　　需要打草，机械燃油费、短期雇工费用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旗县，雇工放牧现象普遍，长期雇工费用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旗县；③牲畜结构以养羊和养牛为主，通常养羊的收益要比养牛要高，其他两个旗县都主要以养羊为主。造成阿拉善左旗一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高的主要原因：牲畜结构以养羊为主，羊的品种主要是白绒山羊，近几年羊绒价格较好，羊绒收入占到畜牧业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470户样本牧户中，平均每户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偿金额为24 827元，平均每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①理论收入影响为负，说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35%（8 607/24 827=35%）才能保证理论收入影响不为负，进而让牧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草原生态补偿中；②理论收入影响为负，但实际收入影响却为正，说明草原生态补偿在具体实施中，牧民并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

　　在470户样本牧户中，有227户牧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正；有243户牧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负，有342户牧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正；有128户牧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负。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牧户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并且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将使得草原生态补偿目标的实现难度增加。

　　为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补偿的收入影响，同样分五种地区类型进行介绍，分别是阿拉善左旗禁牧户、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户、四子王旗禁牧区、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陈巴尔虎旗。从理论收入影响看，除陈巴尔虎旗之外，其余四种地区类型的理论收入影响都为负，这说明草原生态补偿在不同地区类型之间存在过度补偿和补偿不足的差异，草原生态补偿标准需要在地区之间做出调整。从实际收入影响看，除阿拉善左旗禁牧户之外，其余四种类型的实际收入影响都为正。从实际收入影响的数值差异且与理论收入影响的结合考虑看，不同地区类型减畜任务达成情5政策满意度5.1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见表8。在470户样本牧户中，268户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态度为满意，占到了样本总数的57%；94户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态度为一般，占到了样本总数的20%；108户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态度为不满意，占到了样本总数的23%。从地区类型差异上看，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政策满意的牧户比例为87%；四子王旗的政策满意度其次，政策满意的牧户比例为62-63%；阿拉善左旗的政策满意度最低，禁牧户政策满意的牧户比例仅为18%，草畜平衡牧户政策满意的牧户比例仅为32%。

　　验证政策满意度和实际收入影响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假设为：政策满意度和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

　　为检验实际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的计量模型为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将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实际收入影响作为自变量，将牧户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村干部、家庭人数、资金发放是否及时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将y设为政策满意度，y 取值0、1、2，分别代表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不满意、一般、满意。采用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则：

　　其中：p 为概率；α为截距项；βi为自变量xi的系数；n表9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deviation政策满意度定序变量，不满意=0；一般=1；满意=2021.340.83实际收入影响连续变量，实际收入影响（万元）-20.8028.271.675.14民族虚拟变量，蒙古族=0；非蒙古族=1010.650.48年龄连续变量，实际年龄（岁）227845.679.77受教育程度定序变量，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高中以上=5152.850.96是否村干部虚拟变量，否=0；是=1010.130.34家庭人数连续变量，事假家庭人口数（人）1103.721.31资金发放是否及时虚拟变量，不及时=0；及时=1 010.610.49

　　本文应用Eviews7.0统计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0。

　　实证分析模型中，多元Logit回归的最大似然比通过0.00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模型整体显著。实际收入影响与政策满意度在0.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的牧户，政策满意度越高，研究假设得到验证。模型回归结果还表明：牧民民族对政策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蒙古族牧民相比于非蒙古族牧民的政策满意度要高；是否村干部对政策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干部牧民比非村干部牧民的政策满意度要高；资金发放是否及时对政策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资金发放越及时，政策满意度越高。

　　不同政策满意度的平均每户实际收入影响见表11。268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的牧户，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2.68万元；94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一般的牧户，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46万元；108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不满意的牧户，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13万元。

　　按照生态补偿的基本定义，生态补偿标准要大于机会成本，小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草原生态补偿的生态目标实现了（草原生态恢复了或者减畜任务达成了），牧民的Real IE： negative样本数218124119平均理论收入变化（万元）3.55-3.43-6.45平均实际收入变化（万元）4.472.82-4.46预期“政策满意度”满意满意不满意政策设计层面的问题过度补偿补偿不足补偿不足政策执行层面的评估―执行较差执行较好政策效果收入影响显著为正

　　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阿拉善左旗禁牧户注：理论收入影响为正、实际收入影响为负的情形很少，在470户样本牧户仅有9户，所以未列入其中。

　　实践中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存在一致的地方，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具体分三种情形来辨析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背后存在的问题，见表12。

　　当理论收入影响为正、实际收入影响为正时，这种情形下的“满意”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牧民遵守政策规定并且牧民收入影响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目标和政策满意度的一致。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实际收入影响都为正，通常会表现出很高的满意度。但当理论收入影响过高时，在政策设计上可能存在着过度补偿的问题，进而造成草原生态补偿的财务低效率。

　　在现有的调查样本区域类型中，陈巴尔虎旗地区倾向于属于这种类型。陈巴尔虎旗143户样本调研牧户，政策满意度很高，87%的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平均每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2.39万元，实际收入影响为4.47万元。更进一步可能需要关注到的问题是：因为禁牧使得牧户的平均草场经营面积从6 631亩减少到4579亩，理论载畜量从2010年的530羊单位减少到禁牧后的366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却从2010年的410羊单位增加到490羊单位，草场从2010年的总体不超载转变为2014年的存在超载。草原生态补偿资金外加草场承包证抵押贷款的杠杆作用，解决了牧民在畜牧业生产中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不少牧户扩大了畜牧业生产经营规模。从政策效果上看，收入影响显著为正，但生态效果不佳。

　　当理论收入影响为负、实际收入影响为正时，这种情形下的“满意”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牧民不遵守政策规定并且牧民收入影响为正，但如果遵守政策规定则牧民收入影响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生态目标和政策满意度的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实际收入影响为正，通常会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由于理论收入影响为负，说明在政策设计上存在补偿不足的问题，但由于实际收入影响为正，又说明存在政策执行较差的问题。

　　在现有的调查样本区域类型中，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户、四子王旗禁牧区、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都倾向于属于这种类型。以四子王旗禁牧区为例，60户样本调研牧户政策满意度较高，62%的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平均每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0.90万元，实际收入影响为3.89万元。四子王旗禁牧区进行了部分减畜，但离禁牧的要求还有差距，在政策设计上存在补偿不足的问题，在政策执行层面，存在政策执行较差的问题。从政策效果上看，收入影响显著为正，但生态效果不佳。

　　当理论收入影响为负、实际收入影响为负时，这种情形下的“不满意”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牧民遵守政策规定但收入影响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生态目标和政策满意度的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实际收入影响为负，通常会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由于理论收入影响为负，说明在政策设计上存在补偿不足的问题，同时实际收入影响也为负，说明政策执行较好。

　　在现有的调查样本区域类型中，阿拉善左旗禁牧户倾向于属于这种类型。阿拉善左旗禁牧户89户样本调研牧户，仅有18%的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平均每户的理论收入影响为-3.8万元，实际收入影响为-2.41万元。阿拉善左旗禁牧区进行了较大比例的减畜，很好地达到了禁牧的效果，在政策设计上存在补偿不足的问题，在政策执行层面，政策执行较好。从政策效果上看，收入影响显著为负，但生态效果较佳。

　　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进行了评估。

　　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全国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2014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比2010年增长4.1%。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2014年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5.2%，比2010年下降14.8%。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牧区县、半牧区县、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分别为49%、51%、67%、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不同地区类型之间、不同牧户之间，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差异显著。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

　　辨析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当理论收入影响为正、实际收入影响为正时，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但却存在着过度补偿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收入影响显著为正，但生态效果不佳。当理论收入影响为负、实际收入影响为正时，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但却存在着补偿不足和政策执行较差的问题，收入影响显著为正，但生态效果不佳。当理论收入影响为负、实际收入影响为负时，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不满意，存在着补偿不足的问题，政策执行较好，收入影响显著为负，但生态效果较佳。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①在参考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的基础上，草原生态补偿实践需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中国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即草原生态保护；②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③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④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不同地区类型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差异显著，需要深入分析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总结有益的做法，针对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

　　环境与资源是我们人类生存以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1]。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又要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的开发、生产和浪费，以致于生态、环境变质恶化。发展和利用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同样，畜牧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必须依托和消耗大自然资源，既要求畜牧业高效发展又要求自然平衡和谐稳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就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寻求其平衡原则加以缓冲，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生态畜牧成为未来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天养，全年的放牧。辽阔的牧场、茂盛的草地是自然的资源，能直接利用固然很好，但是过分的依赖自然环境，将造成资源的供养率不平衡，草地退化严重。在贫困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为求低成本高效益的养殖经济，所以常将猪、牛、羊直接赶进山坡、草地或树林进行简单放养。甚至盲目的扩大规模，增加牲畜总数，超出了牧场特定区域内的承载力，加速了草地的劣变；使畜禽和饲料之间形成矛盾，不但降低了畜禽的生产性能，更使宽阔的草坡、山地荒废，严重影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网。

　　首先，生态畜牧业主要是以养殖畜禽为中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的无污染、高效的工程体系，将资源的开发同生态的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其次，在生态畜牧业的各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假如其中的某个环节受到了干扰，就会波及整个系统，从而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状态。

　　再次，在生态畜牧业系统中以其“食物链”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换、流动，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异化与同化作用正常的进行。

　　最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是生态畜牧业中比较完善的配套，通过这个配套，不仅能减少污物的出现，而且还能实现效益的增加以及环境净化的统一。论文参考网。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和“以示范服务促推广，加快舍饲转方式，龙头带动扩规模，精深加工增效益”的思路利用资源丰富的“土地、牲畜、草”，结合现代科学的技术，走“立草为业、草畜结合、龙头带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健康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饲草作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纽带和关键，在山区要结合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工作，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大人工种草力度。科学种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既满足牲畜需求又提高草场植被覆盖率；增加适合当地生存环境的母畜，引进高产、低耗、节粮的畜种，标准化生产，提高质量，保障品质，发展健康畜牧业。

　　首先，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式的转变。论文参考网。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要把粗放、单一、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向规模养殖、舍饲养殖转变，大力推广牲畜舍饲圈养技术，走种草养畜、草畜结合的发展之路。其次，按照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创新机制、科学管理原则，采取政府推动、部门规划指导、群众自愿合作建设、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人畜分离、集约化养殖、若干农户合作建设、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措施一致、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走市场牵小区，小区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再次，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实行一村一品，专营专销，杜绝蜂拥而上，增产不增收，货贱伤农，走特色养殖之路。2008年以来都安县实施山羊圈养示范项目结合溶岩山区石漠化治理项目，建立山羊圈养示范户120户，累计圈养山羊6820只，三年累计出栏肉山羊6500只。年产值325万元，纯利润156万元，户均养殖新增收入1.96万元，新增纯利润1.3万元。项目的实施，更是促进了该县养羊业的发展，2009年全县山羊饲养量44.36万只，出栏21.21万只，比2006年分别增长25.7%和39.5%。全县养羊业产值22180万元，纯利润1064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0元。圈养舍饲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该县推广山羊圈养舍饲、品种改良、种草养羊及农作物青贮、氨化喂养技术，同时开展标准化羊舍建设，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分开，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农户配套种植牧草养羊和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羊，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草山的超载压力，有利于草山植被的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推行5种养殖模式：生物垫―堆肥―零排放；生化工程―粪便处理―达标模式；沼气（厌氧）―氧化塘（好氧）―养鱼，沼气（厌氧）―果菜林场浇肥等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循环处理模式；生态有机肥深加工处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农村养殖污染的难题，还给养殖户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利双赢。另外在回收利用废弃秸秆方面，大力发展秸秆生物性的饲料，将其加工之后转换成家畜的饲料，不仅能改变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状态，而且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绿色饲料”的推广，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坚持以科学为主，始终把畜牧科技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服务畜牧业，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水平。首先加强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偏远的天峨县有些养殖户大胆从外地取经，引进发酵床养猪技术。现代推广养猪使用的发酵床，通常有较好的吸附性、通透性的材料，如木屑、米糠、草炭等；同时还要选择一些辅助原料，为确保垫料在制作的过程生物发酵的效果和进程，常用的有水、尿素、麦麸、磷酸氢钙等。该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环保的作用，而且还能提高猪的肉的品质，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和提升经济效益。其次，要在贫困山区大量的吸纳专业的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山区开展畜牧业技术培训，改变当地人民落后的思想，从而使传统体力型的畜牧业逐渐向技术性的畜牧业转变。

　　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辽宁和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条主线，根据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服务“三农”、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宣传方式方法，采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提高宣传质量，为我省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卫生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利用媒体阵地，加强对畜牧业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中央新闻媒体和《辽宁日报》、《农民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畜牧兽医在线网站和《牧业通讯》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杂志、《现代畜牧兽医》杂志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各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应主动及时向新闻媒体通报畜牧业发展的最新形势，积极组织提供新闻素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搞好畜牧业宣传，努力扩大宣传效应。

　　（二）联合开办专栏、专刊，突出介绍我省各地畜牧业经济建设成果。在搞好宣传报道的同时，各市动物卫生监管部门要主动与上述主要媒体衔接，采取栏目协办、专题报道、专刊宣传等形式，加强深层次的宣传合作。尤其是《现代畜牧兽医》杂志，是我省一份面向全国畜牧系统和行业发行的关注畜牧技术与市场信息、关注行业动态发展的专业媒体。要通过该杂志宣传展示我省特色畜牧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拉动畜牧资源的广泛流动，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三）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饲养方式转变、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畜产品安全、种畜禽繁育、草原建设、行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PG电子平台PG电子平台